林国栋也感到了压力。他是干部，会写报告，但那是公文，和这种技术性总结完全不同。而且，“具体效果数据”？他们只是观察到大体控制住了病情，哪有什么精确的数据？
“陈技术员，这个……数据方面，我们就是庄稼人，没做过那么细的记录……”林国栋为难地说。
陈技术员似乎早有预料，和蔼地笑了笑：“理解理解。这样吧，材料方面，我可以帮你们起草一个初稿。但是，里面的内容，特别是技术细节，必须真实准确。可能需要你们再回忆一下，或者，我过几天再来实地看一下，拍几张照片作为对比证据。”
他的提议很合理，甚至是主动帮忙，但无形中，主导权似乎就从林家手中，转移到了这位“专业”的技术员身上。材料由他起草，标准由他把握。
林薇在一旁听着，心里微微一动。她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个陷阱。机会在于，借助官方的渠道，林家和他的“土办法”将获得极大的公信力和知名度；陷阱在于，如果完全由陈技术员来“包装”和“诠释”，最终成果的归属和解释权，可能会变得模糊，甚至林家会沦为单纯的“素材提供者”。
她必须想办法，让林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定的主体性。
陈技术员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特别是关于不同病情程度下，药剂的浓度是否需要调整等问题。爷爷根据经验一一作答，林国栋则努力用更规范的语言补充说明。
临走时，陈技术员再次强调：“那就先这么说定了。我回去就起草材料，过几天再来找你们核实。你们也再想想，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送走陈技术员，林家小院的气氛变得有些复杂。兴奋和荣耀感依然存在，但多了一层完成任务般的压力。
“国栋，这写材料的事，可就全靠你了。”爷爷把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林国栋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他点点头：“爸，您放心，我会尽力。不过……”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觉得，陈技术员说的有道理，咱们以后自己做事，也得学着更精细点。比如这次，要是咱们能记下来，哪块地喷了几次药，几天后新芽长了多少，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周芳也表示赞同：“是啊，有个本子记下来，心里也有数。”
林薇见时机成熟，立刻跑到里屋，拿出了那个记录茶叶预订的小本子，又找来一个新的练习本，递给父亲：“爸爸，用这个记！把帮王奶奶家、李爷爷家还有今天陈伯伯问的事情，都记下来！就像记我的作业一样！”
她的话，再次用孩子的方式，推动了家庭管理的“规范化”。
林国栋接过本子，郑重地点点头：“好！以后咱们家的大事，都记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林家人在继续自家制茶和应对零星茶农咨询的同时，多了一项重要任务——配合陈技术员准备材料。林国栋根据回忆，尽量详细地写下过程；爷爷则反复琢磨，确保每一个技术细节描述准确；周芳也帮忙回忆时间节点和当时的情况。
陈技术员如约再次来访，带来了他起草的初稿。稿子写得非常“官方”，用了很多专业术语，看得爷爷直挠头。陈技术员耐心地逐句解释，并根据林家的反馈进行修改。他还特意去王婶家和更远处的李家庄茶园拍了照片，作为“防治效果”的对比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林国栋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眼界也开阔了。他不再仅仅把茶叶看作自家产品，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而林薇则注意到，陈技术员在交谈中，无意间提及了农技站正在引进的一些“高产”、“抗病”的新茶树种苗……
经过几次修改，材料终于定稿了。陈技术员满意地带着稿子和照片离开了，说会尽快安排刊登。
送走陈技术员，林国栋看着手里那份材料的抄录本，心中感慨万千。短短几个月，他们家从一个为生计发愁的普通农户，竟然走到了要和县里的农技站合作推广技术的地步，这变化实在太快了。
“总算弄完了。”周芳长舒一口气，这些天她也跟着紧张。
爷爷却看着后山的方向，若有所思地说：“材料是弄完了，可这茶树的事儿，还没完啊。光是防病不行，还得让茶树长得壮实才行。”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林国栋！林国栋有挂号信！”
挂号信？谁会给他们家寄挂号信？
林国栋疑惑地走出去，签收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拆开一看，他愣住了。
信纸是县农业局抬头的公文纸，内容很短，却如同一声惊雷：
“林国栋同志：兹定于X月X日（下周三）上午九时，在县农业局会议室召开‘全县茶叶生产座谈会’，届时请你就家庭发展茶叶生产、以及土法防治茶树病虫害的经验，准备简要发言（十分钟左右）。请准时参加。”
落款是县农业局办公室，还盖着红章。
全县茶叶生产座谈会？上台发言？
林国栋拿着这张薄薄的信笺，手微微颤抖，大脑一片空白。这已经不是农技通讯的级别了，这是要直接面对县里的领导和其他同行！
这突如其来的、更高层面的正式会议邀请，对林家来说，是福是祸？毫无准备的林国栋，又将如何在全县的会议上，讲述他们这个刚刚起步的家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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