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那句看似随意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林家小院里激起的涟漪，久久未能平息。
“和周围的茶农一起，搞点更有规模的名堂……”
这句话，在林国栋的脑海里反复回响。他带着满身疲惫却又无比振奋的心情回到家，将座谈会上受到表扬、以及副县长最后那句叮嘱，原原本本地讲给家人听时，全家人的反应先是巨大的惊喜和荣耀感，随即，便陷入了更深沉的思考。
“县长……县长真的这么说？”爷爷林大山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泛着红光。被县里的大领导当众表扬，这是他这个老茶农一辈子都没敢想过的事情！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对他们家坚持的道路、对他一辈子手艺的最高肯定！
“是啊，爸！县长亲口说的！还说咱们坚持品质、互帮互助的精神值得学习！”林国栋的声音也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他感觉自己走路都轻快了几分。
母亲周芳和奶奶李秀英更是喜极而泣，觉得这些日子的所有辛苦和担忧，都值了。连小莉莉也感受到家里的喜悦气氛，跟着拍手欢笑。
荣耀的光环，实实在在地笼罩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接下来的几天，林家几乎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焦点。不仅之前求助过的茶农再次登门道谢，就连一些原本不熟悉的乡邻，路过时也会投来羡慕和敬佩的目光。林国栋在单位里，也明显感觉到同事们的态度更加热情，甚至带着几分刮目相看。
然而，狂喜过后，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而且比以往更加具体和迫切。
首先到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订单”。座谈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没过两天，就有县里其他部门、甚至邻县通过熟人关系辗转找来的人，指名要买“林大山家的茶”或者“林业员在座谈会上说的那个茶”。需求量虽然单次不大，但加起来，远远超过了林家目前手工炒制的产能。
“国栋，这……这咋办？张科长要两斤，李主任介绍的朋友要一斤半……咱们库里满打满算就剩下三四斤好茶了，还得留着点应付可能的老客户。”周芳拿着林国栋带回来的、写满名字和需求的小纸条，又喜又忧。
“推掉肯定不行，都是托了关系来的，得罪人。”林国栋眉头紧锁，“只能跟人家实话实说，产量有限，得排队等下一批。下一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炒出来。”
产能瓶颈，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面前。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品质要求的提升。这些新客户，很多是听说了“领导称赞”的名声而来的，对茶叶的期望值自然更高。有人委婉地提出，希望茶叶的包装能更“像样点”，不能老是油纸包；有人则对茶叶的匀整度、干燥度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人家说了，咱们的茶味道是真好，就是……就是样子有点‘土’，送人不太好看。”林国栋转述客户意见时，有些无奈。他们一直专注于内在品质，对外在形式确实没太多讲究。
爷爷听了，有些不服气，但也无法反驳：“茶是喝的，又不是看的！咱的手艺都在味道里！” 但他也明白，既然要走市场，就得适应别人的规则。
压力，在荣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沉重。林家再次召开了家庭会议，但这次的气氛，与以往解决具体困难时不同，更多了一种“发展规划”的意味。
“爸，妈，县长那句话，我琢磨了好几天。”林国栋作为家里见识最广的人，率先开口，“‘搞点更有规模的名堂’，意思可能就是不能光靠咱们自家这点人手单打独斗了。你看现在，需求来了，咱们接不住，这就是问题。”
爷爷抽着烟，沉默了片刻，说道：“理是这么个理。可这‘规模’，怎么搞？咱们这茶，讲究的就是手艺火候，人多了，乱糟糟的，质量咋保证？” 他最核心的担忧，在于技艺的传承和品质的掌控。
周芳也担忧地说：“是啊，炒茶这活儿，看着简单，里面门道多。请外人来，万一学了去，或者做得不用心，不是砸了咱们自己的牌子吗？”
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思维与现代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林家现在面临的，正是从家庭作坊向更高级形态过渡的阵痛。
林薇安静地听着，她知道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步。她不能直接提出“合作社”或“雇佣制”这些超前的概念，但她可以引导家人思考“合作”与“分工”的可能性。
她拿起桌上包茶叶用的白纸和红纸，一边摆弄，一边用孩子的方式说：“爷爷炒的茶最香，就像……就像这红纸，是核心！妈妈包的茶叶最好看，最干净，就像这白纸，是门面！爸爸认识的人多，负责卖茶，就像……就像送信的邮递员叔叔！”
她将生产过程拆解成“核心技艺（爷爷）”、“品质把控和包装（妈妈）”、“市场销售（爸爸）”几个环节，暗示每个人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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