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水师码头，寅时三刻。
天还未亮，江面上弥漫着浓重的雾气。码头上却已经火把通明，两千新军士兵沿着石阶两侧肃立，他们身披新式板甲，手持燧发铳，枪刺在火光下闪着寒芒。码头正中央，一座三尺高的木质点将台已经搭建完毕，台上铺着猩红地毯，正中摆放着一方案几，案上覆盖明黄绸缎。
郑成功站在码头最前端的旗杆下，一身崭新的二品武官朝服——绯色罗袍，腰束玉带，头戴乌纱帽，帽侧插着一对雉尾。他身后站着施琅、陈泽、甘辉等十二名嫡系将领，个个顶盔贯甲，面色肃穆。
“大帅，时辰快到了。”施琅低声提醒，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江面浓雾，“昨夜收到线报，平国公的船队已经离开江心洲，向下游移动了二十里，停在栖霞山外的江湾。随行船只增至五十余艘，其中至少有十五艘装备重炮。”
郑成功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他的目光越过江面，望向对岸隐约可见的幕府山轮廓。那里曾经是东晋丞相王导的驻军之地，一千三百年后的今天，将再次见证一场足以改变国运的仪式。
“父亲……”他在心中默念，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
那柄刀是郑芝龙在他十六岁时所赠，刀柄上刻着“森儿佩之，纵横四海”八个字。那时他还是福建南安县学的生员，父亲已经是称霸东南海域的“海上皇帝”。每当父亲从海外归来，总会带回各种奇珍异宝，讲述惊心动魄的海战故事。少年郑森总是听得心驰神往，幻想有一天也能率领千帆，驰骋大洋。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崇祯六年，郑芝龙接受朝廷招安，受封“海防游击”。表面上是归顺，实际上却是将海上私兵合法化。他垄断了东南沿海贸易，向过往商船征收“郑家旗税”，每年获利数百万两，却只向朝廷上交区区几万两。朝廷水师形同虚设，东南海疆实际成了郑家的私产。
崇祯十一年，十九岁的郑森考中秀才，改名“成功”，取“大功告成”之意。他跪在祠堂前向父亲进言：“郑家既受国恩，当为国效力。请父亲整顿水师，剿灭海盗，开放海禁，让万民共享海贸之利。”
郑芝龙当场掀了桌子：“孺子懂什么？这海上生意，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开放海禁？让那些小商小贩都来分一杯羹？郑家这数万弟兄吃什么喝什么？”
那是父子第一次激烈争吵。从那以后，郑成功逐渐看清了父亲的本质——一个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的枭雄。
“大帅！”陈泽的低声呼唤将他拉回现实，“您看！”
江面上，浓雾突然被一道道灯光刺破。十余艘大型官船正破雾而来，船头悬挂的灯笼上赫然写着“钦差”、“兵部”、“户部”等字样。为首的是一艘五桅楼船，船身高大如城楼，船首雕刻着狰狞的狴犴兽首——那是亲王规格的座舰。
“越国公来了。”郑成功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冠，“全体肃立！”
码头上的士兵齐刷刷立正，持枪姿势标准如一人。将领们按品级排列，郑成功站在最前方，身后是十二将，再后是水师百户以上军官三百余人。
楼船缓缓靠岸，跳板放下。一队锦衣卫率先下船，分列两侧。随后是手持金瓜、斧钺的仪仗，举着“肃静”、“回避”牌匾的侍卫。最后，在八名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侍卫簇拥下，张世杰步下跳板。
他今日身着常服——绛紫色圆领袍，胸前、两肩绣着四团五爪金龙，腰束玉带，头戴翼善冠。虽未穿朝服，但那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整个码头瞬间鸦雀无声。
张世杰身后，李定国一身国公朝服，苏明玉则是一品诰命冠服，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张世杰的文武双翼。
“臣，郑成功，率大明水师将领，恭迎监国越国公！”郑成功单膝跪地，抱拳行礼。
身后众将齐刷刷跪倒：“恭迎殿下！”
张世杰快步上前，双手扶起郑成功：“森兄请起，诸位将军请起。”他目光扫过码头上的将士，朗声道，“今日不是朝会，不必行大礼。都起来吧。”
众将起身，但依然垂手肃立。
张世杰走上点将台，李定国、苏明玉分立两侧。郑成功则站在台下第一排正中。
卯时正刻，旭日东升。
第一缕阳光刺破江雾，洒在码头上。恰在此时，江面远处传来悠长的号角声——那是水师战舰起锚的号令。只见雾气渐渐散去，江面上赫然出现了壮观的景象：
从下关码头到燕子矶，长达十里的江面上，停泊着大小战舰二百余艘。福船、广船、沙船、乌艚，各式战船桅杆如林，旌旗蔽空。最引人注目的是八艘新下水的“镇海级”战列舰，它们比普通福船大出一倍，三层炮舱的射击窗已经打开，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天空。
这是大明水师百年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结。
张世杰站在点将台上，望着江面上的战舰群，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有自豪，有感慨，更有沉甸甸的责任。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晨风中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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