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水师码头,寅时三刻。
天还未亮,江面上弥漫着浓重的雾气。码头上却已经火把通明,两千新军士兵沿着石阶两侧肃立,他们身披新式板甲,手持燧发铳,枪刺在火光下闪着寒芒。码头正中央,一座三尺高的木质点将台已经搭建完毕,台上铺着猩红地毯,正中摆放着一方案几,案上覆盖明黄绸缎。
郑成功站在码头最前端的旗杆下,一身崭新的二品武官朝服——绯色罗袍,腰束玉带,头戴乌纱帽,帽侧插着一对雉尾。他身后站着施琅、陈泽、甘辉等十二名嫡系将领,个个顶盔贯甲,面色肃穆。
“大帅,时辰快到了。”施琅低声提醒,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江面浓雾,“昨夜收到线报,平国公的船队已经离开江心洲,向下游移动了二十里,停在栖霞山外的江湾。随行船只增至五十余艘,其中至少有十五艘装备重炮。”
郑成功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他的目光越过江面,望向对岸隐约可见的幕府山轮廓。那里曾经是东晋丞相王导的驻军之地,一千三百年后的今天,将再次见证一场足以改变国运的仪式。
“父亲……”他在心中默念,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
那柄刀是郑芝龙在他十六岁时所赠,刀柄上刻着“森儿佩之,纵横四海”八个字。那时他还是福建南安县学的生员,父亲已经是称霸东南海域的“海上皇帝”。每当父亲从海外归来,总会带回各种奇珍异宝,讲述惊心动魄的海战故事。少年郑森总是听得心驰神往,幻想有一天也能率领千帆,驰骋大洋。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崇祯六年,郑芝龙接受朝廷招安,受封“海防游击”。表面上是归顺,实际上却是将海上私兵合法化。他垄断了东南沿海贸易,向过往商船征收“郑家旗税”,每年获利数百万两,却只向朝廷上交区区几万两。朝廷水师形同虚设,东南海疆实际成了郑家的私产。
崇祯十一年,十九岁的郑森考中秀才,改名“成功”,取“大功告成”之意。他跪在祠堂前向父亲进言:“郑家既受国恩,当为国效力。请父亲整顿水师,剿灭海盗,开放海禁,让万民共享海贸之利。”
郑芝龙当场掀了桌子:“孺子懂什么?这海上生意,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开放海禁?让那些小商小贩都来分一杯羹?郑家这数万弟兄吃什么喝什么?”
那是父子第一次激烈争吵。从那以后,郑成功逐渐看清了父亲的本质——一个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的枭雄。
“大帅!”陈泽的低声呼唤将他拉回现实,“您看!”
江面上,浓雾突然被一道道灯光刺破。十余艘大型官船正破雾而来,船头悬挂的灯笼上赫然写着“钦差”、“兵部”、“户部”等字样。为首的是一艘五桅楼船,船身高大如城楼,船首雕刻着狰狞的狴犴兽首——那是亲王规格的座舰。
“越国公来了。”郑成功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冠,“全体肃立!”
码头上的士兵齐刷刷立正,持枪姿势标准如一人。将领们按品级排列,郑成功站在最前方,身后是十二将,再后是水师百户以上军官三百余人。
楼船缓缓靠岸,跳板放下。一队锦衣卫率先下船,分列两侧。随后是手持金瓜、斧钺的仪仗,举着“肃静”、“回避”牌匾的侍卫。最后,在八名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侍卫簇拥下,张世杰步下跳板。
他今日身着常服——绛紫色圆领袍,胸前、两肩绣着四团五爪金龙,腰束玉带,头戴翼善冠。虽未穿朝服,但那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整个码头瞬间鸦雀无声。
张世杰身后,李定国一身国公朝服,苏明玉则是一品诰命冠服,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张世杰的文武双翼。
“臣,郑成功,率大明水师将领,恭迎监国越国公!”郑成功单膝跪地,抱拳行礼。
身后众将齐刷刷跪倒:“恭迎殿下!”
张世杰快步上前,双手扶起郑成功:“森兄请起,诸位将军请起。”他目光扫过码头上的将士,朗声道,“今日不是朝会,不必行大礼。都起来吧。”
众将起身,但依然垂手肃立。
张世杰走上点将台,李定国、苏明玉分立两侧。郑成功则站在台下第一排正中。
卯时正刻,旭日东升。
第一缕阳光刺破江雾,洒在码头上。恰在此时,江面远处传来悠长的号角声——那是水师战舰起锚的号令。只见雾气渐渐散去,江面上赫然出现了壮观的景象:
从下关码头到燕子矶,长达十里的江面上,停泊着大小战舰二百余艘。福船、广船、沙船、乌艚,各式战船桅杆如林,旌旗蔽空。最引人注目的是八艘新下水的“镇海级”战列舰,它们比普通福船大出一倍,三层炮舱的射击窗已经打开,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天空。
这是大明水师百年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结。
张世杰站在点将台上,望着江面上的战舰群,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有自豪,有感慨,更有沉甸甸的责任。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晨风中传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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