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距离假粮票案“告破”已过去五天。李振邦刚把整理好的案件归档材料放进牛皮纸档案袋，办公桌上的黑色电话机就响了——这是局里为数不多的外线电话，机身带着斑驳的掉漆，听筒线缠了两圈胶布，铃声尖锐得能穿透办公室的烟味。
“李振邦同志，马上到局长办公室来一趟。”电话那头是局长的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没等他多问就挂了线。
李振邦攥着听筒愣了两秒，指尖蹭过冰凉的金属机身。重生这两年，他早已摸透了机关里的分寸——局长这种语气，多半是有重要任务，或是来了上级领导。他把档案袋锁进抽屉，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公安制服外套，扣扣子时特意理了理领口的徽章，那枚铜质的“人民公安”徽章被他擦得发亮，是去年表彰时发的。
李振邦上楼时，正碰到王科长从办公室出来，王科长冲他使了个眼色，嘴角抿得很紧，没说话——这更让他确定，屋里有外人。
推开门的瞬间，烟味比平时浓了三倍。局长办公桌前的两张椅子上，坐着两个陌生男人。年长的那个穿深灰色中山装，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块旧手表，表盘上的数字已经模糊；年轻的戴圆框眼镜，手里攥着个黑色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显然正等着记录。两人面前的搪瓷杯里，茶水已经凉透，杯底沉着几片茶叶。
“振邦来了，坐。”局长指了指靠墙的空椅子，“这两位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赵特派员和林同志，专门为假粮票案来的。”
赵特派员站起身，伸手与李振邦相握。他的手掌很粗糙，指节上有层老茧，不像是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倒像李振邦前世见过的老刑警，手上带着常年握枪和翻档案的痕迹。“李振邦同志，久仰。”赵特派员的口音带着北方腔，语速不快，“我们仔细看了你的结案报告，有几个地方想跟你核实。”
李振邦在椅子上坐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他注意到林同志已经翻开笔记本，笔尖在纸上轻轻点着，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审视的意味——这种眼神他很熟悉，是上级部门核查案件时常见的谨慎。
“你在报告里提到，最早收缴的假粮票，纸质比后续查获的要好得多。”赵特派员开门见山，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粮票样本，摊在桌上，“这些是我们从你局技术科调的样本，你给说说，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李振邦起身走到桌前，拿起两张十斤面额的假粮票——一张是一月初在徐汇区粮站收缴的，另一张是三月初在闸北区查获的。他把粮票凑到窗边的光线下，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赵特派员您看，这张早期的假票，用的是七十克双胶纸，跟咱们真粮票的纸张规格一模一样——这种纸是国家专供粮票印刷的，市面上很难买到。而这张后期的，用的是六十克书写纸，虽然颜色接近，但摸起来发涩，对着光看，纤维更粗。”
林同志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你怎么确定早期假票用的是双胶纸？”他突然抬头问，眼镜片反射着灯光，“有没有可能是高仿的替代品？”
“不可能。”李振邦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他专门记录案件细节的笔记本，封面已经磨破，里面每页都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他翻到一月十二日那页，指着上面的记录：“我让技术科的老陈做过测试，用酒精擦过，双胶纸的吸水性和真票一致，而且纸张里加了荧光剂，在紫外线灯下会显淡蓝色，这是国家规定的防伪手段，小作坊仿不出来。”
赵特派员拿起粮票，对着光看了半天，又递给林同志。两人交换了个眼神，赵特派员才继续问：“你觉得，敌人用这么好的纸造假，图什么？按成本算，七十克双胶纸比普通书写纸贵三成，要是只为了扰乱市场，没必要花这个钱。”
这个问题李振邦早想过。他靠在桌沿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和他思考时的习惯一样：“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有渠道弄到专供纸，成本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二是他们在试探——试探我们的鉴别能力，试探粮站工作人员的警惕性，甚至试探整个粮食供应系统的漏洞。”
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局长端起搪瓷杯喝了口凉水，眉头皱得更紧：“你的意思是，之前端掉的那两个窝点，可能只是他们的‘试验田’？”
“很有可能。”李振邦点头，“您看，早期假票只在徐汇、静安两个区流通，数量少，面额小，像是在摸规律；等我们开始注意假粮票，他们就突然加大产量，还换了便宜的纸，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以为找到了源头，其实背后还有更大的网。”
赵特派员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训练的新干警——几个年轻人正围着木桩练习擒拿，动作还很生涩。“你的判断，跟我们掌握的情报吻合。”他转过身，语气比刚才严肃，“鹰巢‘’组织不是小打小闹的造假团伙，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敌特势力，背后有境外支持，目标是动摇民心，破坏咱们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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