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痕检
四月九日，星期三。天刚蒙亮，弄堂里的响动就钻透了窗棂。
李振邦轻轻掀开被子，林淑娴还蜷着，呼吸匀净，额前碎发沾在脸颊上。他捏了捏她的手，温温的，才起身穿衣服。刚走到外间，就听见灶披间里传来碗筷碰撞的轻响——岳母已经在忙了。
灶披间小，只能容下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张小方桌。岳母正把隔夜的剩饭倒进铝锅，兑上自来水，坐在小马扎上，用火柴点煤球炉子。火苗“噗”地窜起来，映得她眼角的皱纹亮了亮。
“姆妈，侬起得嘎早。”李振邦凑过去，帮着把炉盖架上，用上海话搭话。
“人老了，觉少，三点多就醒了。”岳母回头，手里攥着两个土鸡蛋，蛋壳上还沾着点泥，“泡饭马上好，等会儿侬去弄堂口买两根油条，淑娴爱吃脆的。伊还没醒，勿要吵伊，让伊多困会儿。”
李振邦应了声，从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粮票和零钱——三张壹两的粮票，两张伍分的纸币，叠好塞进警装的内袋。他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林淑娴翻了个身，嘴里咕哝了句什么，没醒，他才轻轻带上门。
弄堂口的早点摊已经排了七八个人。前面两个穿蓝布罩衫的阿姨正凑着说话，声音压得低，却还是飘进李振邦耳朵里：“今朝小菜场的带鱼新鲜是新鲜，就是要凭鱼票，我家那小子上个月把鱼票弄丢了，到现在还没补下来。”“我家还有一张，等会儿去看看，要是人少就多买点，腌起来能吃好几天。”
李振邦跟着排队，手里攥着粮票，指尖蹭到内袋里的笔记本边缘——昨晚睡前他把线索记在本子上，没来得及收进抽屉。队伍慢慢挪，轮到他时，摊主老周正用长筷子把炸得金黄的油条从油锅里捞出来，油星子“滋啦”溅在锅底。
“四根油条，劳驾。”李振邦递过粮票和钱。
“李科长早啊！”老周认出他，嗓门亮，“四根够不够？今朝的油条炸得透，香！”
“够了，家里三个人。”李振邦接过用牛皮纸包着的油条，热乎乎的，纸都被烫得发软，香味顺着纸缝钻出来。
回到家时，泡饭已经煮得冒了泡，米香混着水蒸汽飘满了屋。岳母在小方桌上摆了碟雪里蕻咸菜，淋了几滴麻油，油花浮在咸菜上，亮闪闪的。林淑娴也醒了，坐在桌边，穿着李振邦的旧棉袄，袖子太长，挽了两圈，脸色比前几日多了点血色。
“今朝天好，等会儿太阳出来，把你那床厚被子晒一晒，潮得很。”岳母一边给林淑娴盛泡饭一边说，筷子头沾了点饭粒，她习惯性地抿掉。
“谢谢姆妈。”林淑娴轻声说，拿起油条咬了一小口，脆得“咔嚓”响。
李振邦没多耽搁，一碗泡饭，一根油条，就着咸菜，三两口吃完。他擦了擦嘴，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警装穿上，扣扣子时，最上面那颗扣子有点松，他用手指捏了捏，没掉。
“当心点。”林淑娴抬头看他，眼神里带着点担心。
“晓得了，晚上早点回来。”李振邦点点头，推着靠在门边的自行车出了门。
局里的气氛比往日紧。李振邦刚把自行车停在车棚，就看见老吴从办公楼里跑出来，手里攥着个文件夹，脸色不好，眼下有明显的黑圈，像是没睡够。
“振邦，有发现！”老吴把他拉到墙角，声音压得低，“这是‘沪江文化用品商店’的材料，我和小郑查了一晚上，没敢歇。”
李振邦接过文件夹，封面是硬纸板的，边缘磨得毛了。他翻开第一页，是工商注册登记表，钢笔字写得工整，老板钱仁安，上海本地人，五十六岁，解放前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开过小印刷作坊，叫“仁安印刷社”，民国三十六年因为印假烟票被巡捕房抓过，罚了五十块大洋才放出来。
“还有个股东叫赵永明，占四成股份。”老吴指着第二页的股东出资证明，“这个赵永明，不简单。你看他的履历——民国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在国民政府中央印制厂上海分厂做技术员，负责凹版印刷的版辊制作。”
李振邦的手指顿在“中央印制厂”几个字上。中央印制厂是解放前印钞票、邮票的地方，技术门槛极高；沈志远之前在南京财政部印刷局，也是搞凹版印刷的——这两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圈子里的，甚至认识。
“赵永明现在人在哪里？”李振邦抬头问，指尖在履历表上划了划，赵永明的照片是黑白的，三十多岁，戴圆框眼镜，嘴角往下撇，看着有点阴。
“查不到。”老吴摇头，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是钱仁安的询问记录，“我们昨天下午找钱仁安谈了，他说赵永明就是挂个名，不管事，去年秋天投了两万块大洋进来，之后就没露过面。分红都是通过中间人转交，他也没见过赵永明本人。”
“中间人是谁？”
“钱仁安说不清。”老吴揉了揉眼睛，“他说每次来拿钱的人都不一样，有时候是个穿短打的年轻人，有时候是个戴帽子的老头，只晓得都姓谭，说话带点广东口音，把‘钱’说成‘琴’，把‘纸’说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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