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拘留所，墙缝里还凝着昨夜的潮气。李振邦从木椅上醒来时，后颈的肌肉硬得像块铁板，他伸手揉了揉，指腹摸到细小的结痂——是昨天抓捕时被嫌疑人的指甲刮的。铁栅栏后的李德明仰面躺着，蓝布囚服的领口敞着，露出颈间一道浅疤，呼吸均匀得仿佛不是在拘留室，而是在自家洋房的软床上。
“咔嗒”一声，老吴推开审讯室的门，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缸，缸沿沾着圈白渍。“食堂的豆浆，今早兑水多了，没什么味。”他把一个缸子放在李振邦面前，另一个从栅栏缝隙递进去，缸底在水泥地上磕出轻响，“你的，李科长特意让留的。”
李德明坐起身，手腕上的镣铐拖过地面，哗啦作响。他接过缸子，指尖碰了碰缸壁，没立刻喝，反而盯着缸底的水垢看了几秒：“1950年的搪瓷缸吧？这种月牙纹，是上海搪瓷厂的老样式。”
李振邦没接话，从公文包里掏出物证登记册。册子里夹着从老洋房搜来的物品照片，第一张就是三块钢制印版，照片下方用钢笔写着“物证001-003，钢制，尺寸15cm×20cm，表面刻有粮票纹路”。他把册子推到栅栏前：“说说这印版的来源。”
李德明呷了口豆浆，眉头都没皱。“民国三十五年，我从德国带回的坯子。”他放下缸子，手指隔着栅栏指向照片，“海德堡公司的特制钢，硬度HB200，一般的锉刀划不动。你看这纹路，每毫米有12道刻痕，得用显微镜盯着刻，一天只能刻一块。”
“谁帮你刻的？”旁边的记录员小张立刻低头记录，铅笔在纸上划得沙沙响——按1952年的审讯规程，每个问题都要记清时间、回答内容，还要让嫌疑人签字确认。
李德明笑了笑，没直接答：“李科长，你见过真正的印钞厂吗？1948年我在中央银行印金圆券，那时我们用的机器，比你们现在局里的汽车还贵。现在刻这点粮票，不过是小打小闹。”
“别扯远了。”李振邦把印版照片抽出来，放在桌上，“赵永明说，你还有一套印外币的印版，藏在哪？”
这话让李德明的脸色变了变。他抬手摸了摸下巴，胡茬刚冒出来，扎得手指痒：“赵永明？那个连刮墨刀角度都调不准的技工，他懂什么。”但他的眼神飘了一下，落在审讯室的铁窗上——窗外是片空地，堆着几个煤球筐，这细微的动作没逃过李振邦的眼睛。
老吴立刻追问：“你别装糊涂！我们已经查了你的银行账户，去年有三笔汇款从香港过来，总共五千港币，不是用来刻粮票印版的吧？”
李德明拿起搪瓷缸，又喝了口豆浆，这次喝得很慢。“香港的钱，是我侄子寄的。”他放下缸子，声音低了些，“我哥在香港开杂货铺，知道我在上海过得难，帮衬点。”
“你侄子叫什么？杂货铺在哪？”李振邦追问。按刑侦流程，每个口供都要核实，尤其是涉及境外关系的，必须记录清楚以便查证。
李德明却不说话了，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一副“任你们处置”的样子。审讯陷入僵局，李振邦看了眼表，六点四十五分——按计划，七点要开始物证核验，他得去技术科看看通讯录的显影情况。
“先这样。”李振邦合上登记册，对老吴说，“派人盯着他，别让他接触任何东西。”
技术科在局里的后院，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窗户上蒙着黑布——显影需要暗环境。老陈正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三个搪瓷盆，分别装着碘酒、氨水和清水，密码本的封皮摊在白纸上，已经被碘酒浸得发棕。
“怎么样？”李振邦走进去，黑布门帘碰到门框，发出轻响。
老陈抬起头，眼镜片上沾着碘酒渍：“刚找到夹层。”他用镊子夹起封皮，对着桌上的台灯照——封皮的牛皮纸比普通纸厚一倍，中间夹着张薄薄的棉纸，“试了碘酒和酒精都不行，刚换了氨水，你看。”
他把棉纸放进氨水盆里，几秒钟后，棉纸上慢慢显出淡蓝色的字迹，是竖排写的，姓名、地址、还有一串数字。“是通讯录！”老陈兴奋地用镊子夹起棉纸，放在清水里漂了漂，“数字应该是联络暗号，地址都在上海，有静安寺、杨树浦、南市的。”
李振邦凑过去，看着棉纸上的字：“‘张阿福，静安寺路12号，杂货铺’，‘刘桂兰，杨树浦纺织厂宿舍3栋5号’，‘周志强，南市豫园路街道办’。”他指着“周志强”三个字，“街道办的？难怪之前查街道的粮票流通记录，总有些对不上。”
老陈把棉纸放在吸水纸上，小心翼翼地压平：“还有几个名字，字迹太淡，得再显影一次。另外，我用卡尺量了印版，厚度是2.3毫米，边缘有磨损，应该用了至少半年。”他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物证的详细数据，“油墨成分也查了，里面加了松香，所以印出来的假粮票摸着发黏，和真粮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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