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五月，魏忠贤的仪仗抵达杭州。西湖烟雨空蒙，但湖畔的市舶司衙门却门可罗雀，铜环锈蚀，唯有“天子南库”的匾额在风中吱呀，诉说着曾经的万商云集。
“义父，”李永贞呈上密报，声音压得极低，“市舶司提举赵德海，不仅是周延儒的远亲，去岁更将五万两香料税银，经福建镇守太监高寀的门路，洗成了扬州盐引。”他稍作停顿，补充道，“而这高寀，与福建巡抚熊文灿往来甚密，熊文灿背后……正是靠招抚郑芝龙起家的。”
魏忠贤摩挲着第二块丹书铁券残片，冰冷的金属边缘硌着指腹。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江南的刀子要见血，京城的线也要收紧，而海上那条看不见的银路，更要抓在自己手里。
魏忠贤的清算，比在苏州时更显刁钻。他不再满足于拷打官员，而是盯上了为贪官销赃并参与走私的豪商。杭州首富汪庆善被“请”进衙门时，尚且强作镇定。
“汪员外，”魏忠贤抚着茶杯，“听说你不仅用五百两‘买’了价值三万两的南洋犀角，更替几位京官大人，用海船往日本运过不少‘土产’？”
汪庆善脸色骤变，冷汗开始不自主的沁满额头，他可是知道九千岁的狠毒，被这个太岁盯上不死也要掉层皮。
汪庆善忽的跪地:“千岁爷，小人也是为几位大人办差，不敢隐瞒”
魏忠贤拿过一个算盘，在手里拨弄着，这是他最近独创的叫“阎罗算盘”，算盘珠的每一次碰撞，都在逼问着一条完整的走私链条——货物如何从苏州织造流出，如何经杭州富商之手，如何借助郑氏的庇护漂洋过海，利润又如何回流到京师父老的库房。算到最后，魏忠贤轻飘飘一句：“连本带利，一百二十万两。三日为限。另外，把你知道的，关于海上‘郑’字旗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咱家。”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市舶司旧案的“翻查”悄然展开。凡是与海上贸易有牵连的商贾，都收到了一封盖着东厂大印的“问询帖”。帖子措辞客气，但无人敢怠慢——三天内，两位拒绝“合作”的商人溺死钱塘江，腰间别着东厂铜牌。
很快在九千岁的威名下，一艘艘装满‘货物’的行船启航，直奔京师。
为了全面的布控市泊司，东厂番子连夜查抄了市舶司账房的，账册虽已焚毁大半，但从灰烬中扒出的残片，不仅指向周府，更隐约牵出一条通往福建的暗线，上面有着“闽抚熊”、“海商郑”的模糊墨迹，厂蕃呈上的密报信息量极大。
李永贞赶紧向魏忠贤汇报“义父，三条线已然清晰。其一，市舶司提举赵德海，是阁老周延儒的白手套，每年贪墨关税逾五万两。其二，这笔钱部分经福建镇守太监高寀洗为盐引，而高寀与闽抚熊文灿往来密切。其三，也是关键——据水师暗桩所报，那郑芝龙虽势大，却正与海盗刘香在粤海对峙，双方舰队集结，大战一触即发。郑芝龙此时，最怕朝廷从背后掣肘，也最需一个‘名分’来调动资源。
就在魏忠贤掌握大量线索后，福建巡抚熊文灿的信到了。信中，熊文灿先是盛赞魏公公肃清吏治，随后笔锋一转：
“……然东南海疆，症结不在陆，而在海。海寇刘香，勾结荷夷，势成痈疽。芝龙忠勇，愿为朝廷前驱，犁庭扫穴。然倾巢而出，需粮饷支撑，后方亦需安定。公公若能力主重开市舶，则海军饷源可开，商路可靖，此不世之功也……”
这封信，既是合作意向，也是委婉的施压——郑芝龙要去打最后的仗了，朝廷（你魏忠贤）必须支持，而支持的方式，就是同意重开市舶司，给他一个合法且稳定的财源。
魏忠贤冷笑：“仗还没打，就先跟咱家要开府建衙的资格了。”
他吩咐李永贞：“让郑芝龙的人来见咱家。记住，要秘密的。”
当夜，郑芝龙的密使陈衷纪不再是贸然求见，而是被秘密引入。当他看到魏忠贤时下心里还是极度恐慌的，态度十分恭敬颤巍巍的道：
“九千岁，我家主人即将准备与刘贼决战。此战若胜，海疆自此宁靖，万顷波涛，将无有贼船敢出没。我家主人愿如熊抚台所言，甘心为朝廷肃清海路。只求一事：战后，请朝廷在杭州重开市舶司，许我等商船合法贸易，则朝廷坐收百万饷银，沿海百姓亦得安居乐业。
魏忠贤通过他的语调听出了他的恐慌笑着说道“不必紧张，咱家又不吃人，你家主人如今也在为朝廷办事，你办事也务必要尽心。”魏忠贤顿了一下又道:“听闻郑将军海路通达，不知现在可有几成胜算啊？”
陈衷纪赶忙回道:“回千岁，不敢欺瞒，实有六成”
魏忠贤闻言，力拍扶手:“此事，咱家允了”
京城的反击如期而至。都察院御史联名弹劾魏忠贤，首辅周延儒更在御前直言：“郑芝龙，鹰视狼顾之徒，若再开市舶以资其势，恐成唐朝河北藩镇之祸，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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