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亭亭长李宝嘉：把官场写成“段子集”的清代“吐槽大师”
第一章 常州少年：从“书香子弟”到“失意秀才”的反转人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常州的李家添了个男娃，老爹李翼清抱着娃笑得合不拢嘴——这李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祖上出过举人，到李翼清这辈还在河南当知县，虽说官不大，但也算“书香官宦世家”。按家里的规矩，得给娃取个文雅的名字，李翼清翻了半天《论语》，敲定“宝嘉”二字，字“伯元”，又怕娃将来太文弱，补了个小名“李伯”，意思是“既要有文人的宝贝才华，也要有男子汉的元气”。
谁知道这李宝嘉打小就不按“官宦子弟剧本”走。别的少爷在书房里背“四书五经”时，他偷偷把《三国演义》藏在《礼记》下面，看得入迷时还会拍着桌子喊“曹操这招太损了！”；别的少爷学骑马射箭时，他蹲在院子里跟老仆人聊“衙门里的新鲜事”，听老仆人说“知县老爷昨天收了商户的银子，就把偷税的事压下来了”，他还会追着问“那银子是五十两还是一百两？老爷收的时候脸红不红？”气得李翼清拍桌子：“我让你学当官的本事，不是让你学当‘衙门探子’！”
李宝嘉的“吐槽天赋”，打小就藏不住。常州城里有个张秀才，天天装模作样背诗，其实连“平仄”都搞不清，还总爱跟人吹嘘“我跟知府大人吃过饭”。李宝嘉见了，当场编了个顺口溜：“张秀才，爱吹牛，见了知府头就勾；背诗错了平仄韵，还说‘是诗太别扭’”，气得张秀才追着他满街跑，他却边跑边喊：“我说的是实话！你要是真有本事，咋不考个举人给大家看看？”
12岁那年，李宝嘉迎来了人生第一个“暴击”——老爹李翼清在河南任上病逝了。家里没了顶梁柱，家产很快被亲戚们“借”走大半，从“不愁吃穿的少爷”变成“得靠典当度日的穷书生”，李宝嘉只用了半年。有回他去当铺当母亲的银镯子，掌柜的故意压价：“这镯子是旧的，最多给你十两银子。”李宝嘉盯着掌柜的算盘，慢悠悠说：“掌柜的，我爹以前当知县时，你还送过他一对金镯子，说‘大人清廉，小的一点心意’，怎么到我这，银镯子就不值钱了？”掌柜的脸一红，赶紧给了二十两——这是他第一次靠“嘴皮子”护着家里的东西。
18岁那年，李宝嘉按家里的期望去考秀才。清代考秀才要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跟现在考驾照似的，得一关一关熬。他进考场前，母亲塞给他两个肉包子：“好好考，将来考中举人，咱李家就能再站起来了。”李宝嘉咬着包子点头，心里却犯嘀咕：“要是当官都像老仆人说的那样，考中了又有啥意思？”
结果他还真考上了秀才。主考官看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晰，还带着点锐气”，批了句“观其文，知其有骨”，直接把他列进了“秀才名单”。消息传回常州，母亲哭着摸他的头：“你爹在天有灵，终于看到你有出息了！”可李宝嘉却没多高兴——他在考场里听考生聊“谁给考官送了礼”“谁找了枪手代笔”，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秀才功名，也不是靠真本事就能拿到的。”
接下来考举人，李宝嘉彻底“摆烂”了。别人熬夜背“八股范文”，他在客栈里写“官场小段子”；别人琢磨“怎么讨好考官”，他在卷子上写“当官若只为捞钱，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出所料，他落榜了。朋友劝他：“你就不能写点考官爱听的？稍微装装样子也行啊！”李宝嘉笑着说：“让我装模作样哄考官，还不如让我去街头说书——至少说书还能说点实话。”
就这么着，20岁的李宝嘉彻底放弃了“科举当官”的路。他背着书箱，揣着母亲给的最后五十两银子，跟母亲说：“娘，我去上海闯闯，听说那地方能靠写东西吃饭，我不想当贪官，就想把贪官的事写出来，让大家看看！”母亲抹着眼泪点头：“你爹要是知道你有这骨气，肯定高兴。”谁也没想到，这次上海之行，不仅让李宝嘉找到了“人生赛道”，还让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南亭亭长”——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第二章 上海打拼：从“报馆小编”到“南亭亭长”的进阶之路
光绪十八年（1892年），25岁的李宝嘉背着书箱走进上海时，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着——黄浦江里的外国轮船冒着黑烟，马路上的黄包车跑得比马车还快，穿西装的洋人跟穿长袍的商人挤在一起，连街边的茶馆都贴着“今日讲《海国图志》”的海报。他站在南京路路口，摸了摸怀里的五十两银子，心里犯嘀咕：“这地方跟常州差太远了，我能靠写东西活下去吗？”
幸运的是，他很快找到了“饭碗”——上海的《指南报》缺个编辑，老板听说他是秀才，还会写“段子”，就招他来当“社会新闻撰稿人”。这活说好听点是“编辑”，其实就是“跑街记者”，天天得去茶馆、码头、衙门门口打听新鲜事，写点“张三丢了驴”“李四告官被驳回”的短讯。别人嫌这活累，李宝嘉却乐在其中——他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听八卦、写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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