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己再次拒绝：“睿宗皇帝的功绩要写，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否定。她虽然有过错，但在位期间也做了很多实事，比如重视人才、发展生产，这些都应该客观记录。”结果，他又一次得罪了权贵，被排挤到外地，担任扬州长史。
在扬州任职期间，刘知己依然没有放弃修史。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修改《史通》，还写了很多史学评论文章。可官场的倾轧、权贵的打压，让他心力交瘁。公元719年，刘知己病重，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把儿子们叫到身边，指着床边的《史通》手稿，叮嘱道：“这部书，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记住，修史要讲真话，做人要守本心，不能向权贵低头！”
这一年，刘知己五十九岁，带着对史学的执念，离开了人世。他一辈子耿直不屈，像一头“史学犟驴”，宁折不弯；他用犀利的笔触，戳破了史书的“伪装”，为中国史学批评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五章 身后：被低估的“史学开山鼻祖”
刘知己去世后，《史通》并没有立刻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权贵因为记恨他的“毒舌”，故意贬低《史通》，说它“离经叛道”“不值一提”。可真正懂史学的人，却把《史通》奉为经典。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修《通典》时，多次引用《史通》的观点；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借鉴了刘知己的“直书实录”精神；清代的乾嘉学派，更是把《史通》当成史学研究的“必读书”，还专门为《史通》做了注释。
到了近代，《史通》的价值被彻底发掘出来。学者们发现，刘知己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提出的史学观点，竟然和现代史学理论不谋而合——他强调的“史才、史学、史识”，其实就是现代史学家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他主张的“客观公正修史”，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有人说，刘知己是中国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如果没有他，中国的史学批评可能还要晚几百年；也有人说，刘知己是“史界的鲁迅”，用犀利的文字唤醒了沉睡的史学界。而对于刘知己自己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鼻祖”或“大师”，他只是想写一部“说真话”的书，想让后人知道，史书不应该是权贵的“遮羞布”，而应该是记录真相的“镜子”。
如今，当我们翻开《史通》，依然能感受到刘知己的“毒舌”与真诚。他吐槽前人史书的漏洞，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为了让史学更加完善；他坚持“直书实录”，不是为了得罪权贵，而是为了坚守史学家的良知。
这位大唐的“史界毒舌宗师”，用一辈子的坚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迎合世俗的产物，而是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结晶。而刘知己的故事，也像一部鲜活的史书，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做一个有风骨、有担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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