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高明被调到江浙行省任都事，之后又辗转到福建行省担任幕僚。在福建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奇葩上司”——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燕帖木儿。燕帖木儿是个“戏迷”，每天不关心政务，只知道召集戏班演出。有一次，燕帖木儿让高明为他写一部祝寿的戏曲，高明拒绝道：“平章大人，如今百姓生活困苦，我们应该多关心民生，而不是沉迷于戏曲娱乐。”燕帖木儿听了很不高兴，从此处处排挤高明。
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让高明身心俱疲。他想起自己“菜根道人”的雅号，想起“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初心，越来越觉得官场不是自己的归宿。他渴望回到乡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潜心创作自己喜爱的戏曲。于是，在担任福建行省都事不久后，高明毅然递交了辞职信，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官场生涯。
这段官场沉浮的经历，虽然让高明受尽了委屈和挫折，但也让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琵琶记》的重要素材，让他的作品更具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
第三章：“菜根道人”的隐居生活——从官场弃子到南戏宗师
辞官后的高明，没有回到老家瑞安，而是来到了宁波栎社（今宁波鄞州区）。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远离政治中心，是隐居的绝佳之地。高明在这里买下了一处宅院，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园，种上了白菜、萝卜、青菜等蔬菜。他每天清晨起床，先到菜园里浇水、施肥、除草，然后坐在窗前读书写作；中午吃着自己种的蔬菜，粗茶淡饭却吃得津津有味；下午要么约上三五好友，在院子里饮酒作诗，要么独自一人去郊外踏青，欣赏山水风光。
“菜根道人”的隐居生活，虽然清贫，却充满了乐趣。他尤其喜欢种菜，常常对着菜园里的蔬菜发呆，还写了不少关于菜根的诗文。他在《菜根谭序》中写道：“菜根，万物之始，朴素之本。咬得菜根，方能知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首诗，既写出了菜根的朴素之美，也道出了他的人生感悟。
在隐居期间，高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南戏创作上。当时的南戏，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大多是民间艺人创作的，题材单一，情节简单，语言粗俗，缺乏文学性。高明认为，南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不应该只停留在娱乐层面，还应该承载道德教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于是，他决定改编民间流传已久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
《赵贞女蔡二郎》讲述的是书生蔡伯喈进京赶考，考中状元后被牛丞相招为女婿，抛弃了家乡的妻子赵贞女。赵贞女在家乡独自赡养公婆，受尽了苦难，公婆死后，她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蔡伯喈不仅不认她，还派人追杀她。最后，老天爷发怒，用雷劈死了蔡伯喈。这部剧情节曲折，充满了民间色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人物形象单一，蔡伯喈被塑造成了一个纯粹的“负心汉”，缺乏复杂性；语言粗俗，文学性不高。
高明决定对这部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他保留了“赵贞女寻夫”的核心情节，但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他把蔡伯喈从一个纯粹的“负心汉”，改成了一个“忠孝两难全”的复杂人物。蔡伯喈进京赶考，考中状元后，被牛丞相强行招为女婿，他想回家探望父母和妻子，却被牛丞相阻拦；他想拒绝这门婚事，又担心得罪牛丞相，连累家人。在“忠”与“孝”、“爱情”与“权势”之间，蔡伯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同时，高明也加强了赵贞女的形象塑造。他把赵贞女从一个单纯的“受害者”，改成了一个集“孝、贤、贞、烈”于一身的女性典范。赵贞女在家乡独自赡养公婆，公婆病重时，她割股疗亲；公婆死后，她没钱安葬，只好卖身葬亲；为了寻找丈夫，她背着琵琶，一路乞讨上京。她的坚韧、善良、孝顺，深深打动了读者和观众。
为了让剧本更具文学性，高明还对语言进行了精心打磨。他的曲词既继承了唐诗宋词的典雅细腻，又吸收了民间文学的通俗生动，做到了“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比如赵贞女上京寻夫时唱的《糟糠自厌》：“论饥荒，怎生挨？料吃的是草根木叶，那曾见半点油盐？看看瘦得形骸改，只落得皮包骨头难遮盖。休怪我这般憔悴，只因为一饥一饱，半饥半饱，苦尽甘来。”这段曲词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把赵贞女的苦难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改编过程中，高明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有时候，为了一句曲词，他会反复推敲几天几夜；有时候，为了一个情节，他会和朋友争论不休。有一次，他为了写蔡伯喈与赵贞女重逢的场景，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直到写出满意的曲词才肯罢休。朋友劝他：“则诚兄，创作固然重要，但也要注意身体啊！”高明笑着说：“我是‘菜根道人’，身体硬朗得很，这点苦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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