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五一黄金周，北京城还弥漫着节日里特有的那种懒洋洋的喜气。街边的月季开得正盛，红艳艳的，被干燥的风吹得轻轻摇晃。戴蕊和几个要好的姐妹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包里揣着胶卷冲洗出来的一沓子照片，花花绿绿的，记录着几天的山水和笑脸。照片拍了不少，她想着先别急着回家，顺道去朋友那儿取了再说。她那朋友在城里一家婚介所做事，近水楼台，照片是托人家帮忙送的洗。
婚介所不大，门脸儿临街，玻璃门上贴着有些褪色的红双喜字。戴蕊推门进去的时候，午后的光正斜斜地切过门廊，空气里有淡淡的茶锈味和纸张混合的气息。她正低头翻看前台桌上散放的照片，想着跟朋友打声招呼，门帘子忽然一挑，一个高个子男人几乎是撞进来的。
那一瞬间，时间像是给什么东西绊住了脚。
戴蕊下意识地抬头，正撞上那人投过来的目光。那目光里带着几分匆忙，几分意外，还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湿漉漉的亮光，像是走着夜路的人猛地撞见了一团暖火。孔维克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心跳陡然就乱了节拍，脚下没留神，肩膀在门框上磕了一下，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连忙稳住身形，耳根却肉眼可见地烫起来，连带着脸上也浮了一层不甚明显的红。
戴蕊的脸也红了。她别开视线，目光落回桌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些征婚启事上，可那些铅字像在水里泡过一样，模模糊糊的，一个也看不真切。那男人的眼神太直接了，带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恳切和期盼，仿佛她再不回应些什么，那眼神就要化成实质的手，轻轻拽住她的衣袖了。
还是戴蕊的朋友，这间婚介所的工作人员，笑着打破了寂静。她认识孔维克，知道他是来登门的会员，便招呼两人坐下，倒了热水。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竟有几分收不住的架势。
孔维克先介绍自己，声音带着点山西口音的尾调，但不浓，听起来温和厚实。他31岁，山西人，念的是名牌大学，学的是酒店管理，在北京这行当里扎扎实实干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酒店总经理也当了好几任。他说话的时候习惯微微前倾身子，眼神专注地看着戴蕊，讲到得意处会不自觉地用手势比划一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是那种常年在管理岗位上磨出来的干练和从容。仪表堂堂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不算过誉。穿着虽不是多时髦的牌子，但胜在干净利落，衬衫的领口雪白，袖口的扣子系得严丝合缝，透着一股子职业经理人的板正劲儿。
可聊着聊着，戴蕊就听出来，这板正背后，藏着一股子沉甸甸的焦躁。孔维克自己的话说得坦白，感情路上坎坷，前前后后也正儿八经谈过三个女朋友，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缘由没能修成正果。他独来独往惯了，平日里工作忙，倒也不觉得什么，可一回到租住的公寓里，四面墙冷冷清清地一围，心里便空落落的。尤其是2001年春节那会儿，老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老人家年纪大了，腰背佝偻着，坐在旧沙发上沉默了半天，才哑着嗓子开了口。话不多，意思却重，说是自己岁数一天天往上走，心里头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子的终身大事。父亲的原话，孔维克学着老人的口吻说出来，带着点苦涩的笑意：我要是哪天到了那边，你妈问起来，说咱儿子还单着呢，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这是下了死命令了。老人家逼着孔维克，无论如何得在2001年年内把婚结了。孔维克孝顺，父亲的话在他心里分量不轻。再说他自己也明白，在北京漂了十几年，房子是租的，心也是悬的，是该有个家了。于是最简单直接的法子，就是找婚介。他今天过来，原是抱着一种近乎完成任务的心态，想着按条件筛一筛，差不离就行。谁承想一脚踏进门，先碰到了戴蕊。
戴蕊听着他说，自己的手指头不知不觉地绞着背包带子。她31岁了，在一家商贸公司做经理，管着一摊子不大不小的事务，在外头也算个利落能干的女人。可感情那根弦，却像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多少年没被人拨动过了。她看着孔维克，觉得这人说话有条理，有见识，言谈间偶尔冒出一两句带着锋芒的见解，对行业对未来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显见得是个有才华的。那股子自信和由内而外散发的社会历练出来的成熟气度，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是一种很能让人安心的东西，尤其让像她这样独自闯荡了多年的女人，心里某处软软地塌下去一块。
戴蕊的朋友按照孔维克填的资料卡，从档案柜里抱出一摞摞女孩的照片和履历，整整齐齐码在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孔先生，您看看，这些都是按您条件筛出来的，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孔维克低头看了一眼，照片上的女孩们笑靥如花，条件也都标注得清楚，学历、工作、家庭背景，一应俱全。可他只扫了一眼，目光便不由自主地又飘回坐在旁边的戴蕊身上。戴蕊正侧着脸跟朋友说话，阳光打在她耳廓上，绒毛细细的，显出一种柔和的轮廓。孔维克的魂儿像是被什么勾住了，手指头在那摞照片上无意识地划拉了几下，一张也没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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