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1938—1949年版）再战二战 第二部
一、见·新四军兵临南京的历史意义
一＞、见·敌后抗战成果的巅峰见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电波传遍中华，而在南京周边的六合竹镇，新四军第三师的战旗已迎风飘扬。这支从华中敌后战场成长起来的劲旅，以“兵临南京、率先洽降”的行动，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独占受降权”的垄断，更用八年敌后抗战的成果证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是贴近百姓、扎根敌后、真正终结侵略的核心力量。其行动背后，是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战略纵深，是军民同心的钢铁意志，更是对“战后正义”的率先扞卫。
二＞、见·兵临南京：从“敌后游击”到“城下逼降”的战略跨越
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第三师始终活跃在苏北、苏中敌后战场，从反“扫荡”到开辟根据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一步步将日军的“占领区”压缩为“孤立据点”。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三师已完成对南京周边的战略包围——六合竹镇作为第三师的前沿驻地，距离南京城不足五十公里，驱车仅需一小时，堪称“南京城的东大门”。
这种“兵临城下”的态势，绝非偶然，而是第三师八年敌后浴血的必然结果：
1、根据地的“毛细血管”支撑：以竹镇为中心，第三师在周边建立了数十个乡级抗日政权，百姓组成的“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既是部队的“后勤补给站”，也是“情报侦察网”。
日军在南京的一举一动，都能通过百姓快速传递到第三师指挥部；部队的粮食、弹药，也多由百姓肩挑手扛，从根据地深处运往前线——这种“军民一体”的体系，让第三师在日军“眼皮底下”站稳脚跟，最终形成对南京的包围态势。
2、战术积累的“厚积薄发”：从一九四一年的盐阜反“扫荡”，到一九四三年的车桥战役，再到一九四五年的大反攻，第三师积累了丰富的敌后作战经验：既能以游击战袭扰日军补给线，又能以运动战歼灭日军有生力量。
到抗战胜利前夕，第三师已发展为拥有三万余人的精锐部队，配备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具备了“围点打援、逼近大城市”的作战能力。正是这种实力积累，让第三师能在日本投降当天，迅速兵临南京，成为“最早出现在南京城下的中国军队”。
而冈村宁次在投降当天便派三名代表（含“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主任桥岛芳雄）前往竹镇谈判，比八月二十一日的芷江洽降早近一周，更凸显了第三师的战略威慑力。日军深知，南京周边的敌后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若不与新四军接洽，不仅城内日军可能被围歼，更无法顺利完成“投降交接”——这一行为，本质是日军对“新四军敌后主导地位”的被迫承认，也是对国民党“远离敌后、难以快速接管”的现实妥协。
三＞、见·洽降谈判：张云逸指导下的“正义先声”
八月十七日，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亲赴竹镇，指导第三师代表与桥岛芳雄等人谈判。这场谈判虽未形成正式受降文件，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首次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直接对话，首次将“敌后抗战成果”转化为“受降话语权”，更是对国民党“依赖美国、独占受降”政策的有力反击。
1、谈判中的“原则坚守”：张云逸在谈判前明确指示：“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日军必须向新四军交出南京周边据点的武器，二是必须保障根据地百姓的安全，三是必须配合新四军遣返被俘中国军民。”
面对桥岛芳雄“仅接受向国民党受降”的借口，第三师代表拿出日军在敌后烧杀抢掠的证据，严正指出：“八年抗战，我们在南京周边消灭日军数万人，保护百姓数百万，论受降资格，我们比谁都有发言权！”
最终，日军代表被迫承诺：“将暂停向国民党移交南京外围据点，先与新四军协商交接事宜。”
2、谈判背后的“民心支撑”：谈判期间，竹镇百姓自发聚集在谈判地点外，举着“要求日军归还掠夺物资”、“严惩战争罪犯”的标语。有位老农捧着被日军烧毁的地契，冲进谈判现场，对着桥岛芳雄怒吼：“你们占了我的地，杀了我的儿子，今天必须给个说法！”百姓的愤怒与诉求，成为第三师谈判的“最强后盾”，也让日军代表深刻意识到：新四军的受降要求，不仅是军队意志，更是人民意志，无法回避。
四＞、见·历史互证：敌后抗战成果的“铁证如山”
新四军第三师兵临南京、率先洽降的史实，并非孤证，而是有中方史料与日方记载的双重印证，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是唯一受降方”的谎言：
1、中方史料的“清晰记录”：《新四军战史》明确记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新四军第三师一部进抵六合竹镇，当日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代表求见，商谈投降事宜；八月十七日，张云逸副军长赴竹镇指导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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