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中国共产党
一＞、见·共产党对国民党战后政策的反击与正义立场坚守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当国民党以“维护独裁统治”为核心，推行“对日以德报怨”、“独占受降权”等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利益至上”与“民族正义优先”的原则，从政治发声、军事行动、群众动员三个维度展开有力反击。
这些反击既不是“盲目对抗”，也不是“权力争夺”，而是对“战后秩序公平性”的扞卫，对“千万牺牲同胞利益”的守护，更是对“独裁统治”的坚决抵制，为后续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塑奠定了正义基础。
二＞、见·政治反击：以“公开声明加舆论揭露”
撕破国民党政策的“虚伪性”
共产党深知，国民党“对日宽容”的背后是“维护独裁”的私心，“独占受降”的本质是“压制人民力量”。因此，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结合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系统性揭露国民党政策的矛盾与危害，争取全国民心与国际认同。
1、批判“以德报怨”：揭穿对侵略者的“纵容”，扞卫民族正义 针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不念旧恶”的受降原则，共产党从“民族情感”与“历史正义”双重视角展开批判：
1）、《解放日报》的尖锐发声：八月二十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揭穿蒋委员长的“以德报怨”》，直指国民党政策的核心矛盾：“三七年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尸骨未寒；苏北‘三光政策’，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对这样的侵略者‘以德报怨’，就是对千万牺牲同胞的背叛！”社论列举日军在华犯下的暴行，质问国民党：“允许日军携带三十公斤行李、保留尊严，可曾想过那些被日军抢走粮食、烧毁房屋的百姓，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
2）、领导人的公开表态：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五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对日政策必须坚持‘正义审判’与‘合理处置’，既要遣返普通士兵，更要严惩战争罪犯；既要接收日军资产，更要将其用于补偿百姓损失，而非成为国民党派系争夺的‘肥肉’”。这一表态清晰区分了“普通日军”与“战争罪犯”，既体现“人道主义”，又坚守“历史正义”，与国民党“不分罪责、一概宽容”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3）、揭露“宽容”的真实目的：共产党通过地下党收集的情报，在《新华日报》曝光国民党“对日军宽容”的隐性图谋——允许日军保留部分指挥体系，是想“利用日军协助对抗共产党”；避免使用“战俘”称谓，是想“争取国际社会对其‘合法统治’的认可”。
八月三十日，《新华日报》刊登《日军军官与国民党官员的秘密接触》，揭露部分日军将领与国民党地方军阀（如阎锡山）私下勾结，试图“以武器换庇护”，彻底撕下国民党“以德报怨”的虚伪面纱。
2、抵制“独占受降”：争取“人民受降权”，打破独裁垄断 国民党依赖美国支持，宣称“自身为唯一合法受降方”，禁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对此，共产党从“法理+事实”双维度反击，争取受降权的公平性：
1）、依据《波茨坦公告》争取法理支持：共产党在八月十八日致国民党的公函中明确指出，《波茨坦公告》规定“所有日军应向同盟国指定的受降方投降”，而“同盟国指定”应包含“中国所有抗日武装”，而非“国民党一家”。
公函列举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实绩：“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十二万余次，歼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解放国土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保护百姓一亿余人——这样的人民武装，完全有资格参与受降，接收日军武器以保卫家乡！”
2）、以“局部受降实践”打破垄断：针对国民党“禁止共产党受降”的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敌后展开“局部受降”，用事实证明“人民武装有能力、有资格接收日军”。
例如，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包围北平周边的日军据点，通过“军事压力+政治劝说”，迫使驻通州日军中队缴械，接收步枪三百余支、机枪十二挺；八月二十八日，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在泰州迫使日军一个小队投降，将接收的武器用于武装当地民兵——这些实践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独占受降”的谎言，更让百姓看到“人民武装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力量”。
3）、揭露“受降乱象”争取民心：共产党通过地下党与群众反馈，收集国民党在受降中的“贪腐与混乱”，在《新华日报》开设“接收黑幕”专栏：曝光上海国民党官员“争夺日军纱厂，爆发武装冲突”；揭露北平接收官员“将日军黄金、珠宝据为己有”；披露南京国民党部队“放任日军破坏工厂设备，却优先抢夺物资”。
专栏还刊登百姓来信，如上海工人王阿福的控诉：“鬼子投降了，国民党来了却比鬼子还凶，抢走我们工厂的机器，让我们没饭吃！”这些揭露让国民党“维护秩序”的谎言不攻自破，民心逐渐向共产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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