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说船长李承权。
老李身高一米八，体重两百余斤，体格魁梧，但性情暴躁，船员对他多是畏惧。他初中毕业，文化不高，缺乏领导艺术，管理方式基本依赖呵斥与打骂。
可以说，事件最终演变为劫船惨剧，他负有直接责任。
远洋钓鱿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普通船员每日仅能休息约六小时，常常连续作业二十多小时，甚至熬上一天两夜。当他们突然发觉“保底工资”可能化为泡影时，情绪极易失控。
然而李承权在最开始，对“保底工资”的解释却含糊其辞且态度粗暴，彻底失去了船员的信任，导致矛盾急剧激化。
面对船员的不满，他只想凭借个人威势强行压制，从未设身处地替船员想过：干了一秋带八夏，在亲人望眼欲穿的期盼中，却要两手空空地归家，那是何种滋味？
或许他早知内情，以往也未遭遇过激烈反抗，便以为自己的高压手段行之有效。他坐享年薪十五万外加提成，旱涝保收，可曾想过那些与他同舟共济的兄弟？
他们也有家庭，也需要生存。哪怕他当时能虚与委蛇，为船员说上几句看似公道的话，局势或许也不至于恶化至此。
此外，作为一船之长，在船员集体要求回国时，他有何权力擅自决定不向公司上报？正是这一系列不作为与乱作为，让本可化解的局部怨气，最终燎原成无可挽回的滔天巨祸。
然而，若他真能从头强硬到底，我倒觉得算条汉子——“我就这脾气，我就这个性”。
可他在得知温斗、温密等人被杀后，立刻便老实了，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死亡的恐惧。
因此，当刘贵夺拉他入伙时，他几乎不假思索便应承下来；待到诛杀包德时，他更是表现得异常亢奋，不得不以“沾血”来换取生存的保障。
由此可见，他并非一位合格的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当懂得“恩威并施”之道。
再谈姜晓龙。
此人是刘贵夺麾下名副其实的头号打手。他曾将父亲分给他的六十亩地，以十六万元押出并输个精光，最终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便足以说明其为人缺乏理智，易冲动，且并无真正的智慧。
正是他，第一个动手杀人，如同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整艘船的氛围彻底变质。
他为何要杀夏琦勇？两人先前已有争执，船长偏袒老夏，还曾当众掴他耳光。姜晓龙被迫下跪求饶以免被开除，那一幕令他颜面尽失。
因此，当老夏前去“解救”船长时，新仇旧恨叠加，他便下了死手。与其说是姜晓龙杀了夏琦勇，不如说是老夏平日的行事作风害了自己。
他仗着与船长的关系，平日里咋咋呼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拿着鸡毛当令箭。寻常时候旁人或许忍让，一旦陷入极端境地，这类人往往最先成为靶子。
再看包德。
时年二十六岁，正值年轻气盛，崇尚暴力解决之道。然而在家人与乡邻眼中，他却是个“从不与人打架”的“好孩子”。
他是个文盲，却并非头脑简单的莽夫。正是他最先提出劫船的构想，且对行动细节——如何控制船长与辽宁籍船员、如何关闭通讯设备等——有过一定考量。
但其综合能力，终究逊于刘贵夺。
首要问题在于，他思虑过于简单，不如刘贵夺心细。举一例：遭遇疑似“海盗”船时，尚未确定对方身份，包德便急于分发刀具，却被刘贵夺立刻制止。当时他们仅十一人，并不占绝对优势，若贸然发刀，很可能给予辽宁籍船员反抗的机会。
在他决意除掉刘贵夺时，虽再次显现出胆魄，却立刻遭黄金波背叛。这也说明，在识人用人方面，包德较刘贵夺略逊一筹。
在此等生死攸关的大事上，包德不够严谨，警惕性不足。被黄金波出卖后竟毫无察觉，轻易便堕入刘贵夺的连环计中，连自身与同伙的武装都被解除。他的失败，可谓不可避免。
此案之中，人性的展现尤为值得深思。
有人或许会以“上帝视角”评判：若我在船上，必当如何如何，从而全身而退。这多是事后的空谈。当真置身其中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保全自身，因为事态将如何发展，全然是未知数。
例如，当有人喊你出舱，你怎知那是索命？平日干活也常如此呼唤。你如何防备？难道一听叫唤便与人拼命？况且手无寸铁，对方却持刀结队，你又有何绝世武功？
现实往往是，一旦被盯上，便难逃厄运。
亦有人说，刘贵夺一伙仅寥寥数人心狠手辣，为何其他人不联合起来反抗？须知人心涣散、难以齐力方是常态；万众一心反倒罕见。
人人各有盘算，岂会皆如你所愿？你去煽动反抗，他或许正想举报你以“立功”。况且，刘贵夺等人又岂会轻易给予你们串联的机会？
那么，是否便注定无路可走？倒也并非绝对。
明智的应对之法并非没有。本案中便有两人——段志芳与项立山——某种程度上可谓“全身而退”（虽分获四年与五年刑期，但已属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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