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馆老板娘姓王，我们都叫她王姨。王姨是个爽利人，话不多，心却软。
那间所谓的“杂物间”，其实就是在厨房最里面隔出的一个小角落，仅能放下一张窄小的行军床和一个装我们衣物的纸箱子，连转身都困难。
墙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我们的毛巾和几件衣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薄薄的门板，隔绝不了多少厨房的噪音和气味，尤其是清晨备料时的剁馅声，总是准时将我们唤醒。
但对我们而言，这狭小、潮湿、充满油烟味的小空间，已是诺亚的方舟，是暴风雨中唯一能蜷缩的港湾。
王姨甚至找来一块旧布帘，挂在门口，算是给我们保留了最后一点可怜的隐私。
妈妈对王姨的感激，化作了近乎自虐的勤劳。
她成了好再来饺子馆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天不亮，当第一缕微光还未透过厨房的气窗，她就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巨大的面盆，她咬着牙端起来；冰冷的洗菜水，她把手浸在里面一遍遍清洗蔬菜；锋利的菜刀，在她手里飞快起落，将肉馅剁得细腻均匀。包饺子更是很快成了她的绝活，手指翻飞间，一个个皮薄馅大、形如元宝的饺子就整齐地码放在盖帘上，速度甚至超过了王姨。
王姨时常看着她说：“星妍啊，歇会儿，不急在这一时。”
妈妈总是摇摇头，用围裙擦一下额角的汗，声音不高却坚定：“没事，王姐，我不累。”
她似乎只有用这种耗尽体力的方式，才能暂时麻痹内心的痛楚，才能回报王姨那份雪中送炭的恩情。
而我，则成了饺子馆里一个安静的“小影子”。
我知道自己是个“拖油瓶”，是妈妈沉重的负担。
我尽可能地缩在那个小角落里，抱着膝盖坐在行军床上，看着妈妈忙碌的背影，听着外面食客的谈笑声，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生怕惹人厌烦，生怕连这最后的容身之所都失去。
王姨心细，注意到了我的沉默和胆怯。
她有时会塞给我一个刚出锅、有点烫手的饺子，或者一小把花生米。
“来，丫头，你吃！”她总是言简意赅，眼神里有关怀，却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怜悯。
更多的时候，她会找点轻省的小事给我做。
“月桐，帮姨把那边的蒜剥了。”
“丫头，把这筐葱拿到门口择一下，那里亮堂。”
“月桐，帮姨把这张单结了……”
这些小小的“任务”，像是一根细细的线，将我与这个小小的、温暖的空间连接起来。让我觉得，我似乎也不完全是多余的，我小心翼翼地剥着蒜，仔细地择着葱，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极其认真，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工作。
日子就在面粉的飞尘、滚水的蒸汽和妈妈永不停歇的劳作中，一天天流过。
妈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从未褪去过，但她的眼神却渐渐有了一种沉静的力量。偶尔，在忙碌的间隙，她看着我能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帮她剥蒜时，嘴角会极轻微地、几乎看不见地向上弯一下。
那是我在爸爸离开后，第一次看到她脸上出现类似“表情”的东西。
我们的“家”，就是那张行军床。晚上打烊后，妈妈会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来，我们挤在那张窄小的床上，盖着王姨给的旧被子。
厨房的余温会透过薄薄的门板传进来一点，空气里还残留着饺子和骨汤的香味。
我们很少说话。
巨大的悲伤和生存的疲累，让我们都失去了倾诉的欲望。
有时，半夜我会醒来，听到妈妈极力压抑的、低低的啜泣声。她以为我睡着了，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轻微地耸动。
我没有出声，只是悄悄地把手伸过去，紧紧抓住她冰冷的衣角。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了。
这个认知，像一颗沉重的石头，早早地压在了我十六岁的心上……我不能哭，也不能闹，不可能再给她增添任何麻烦。
白天，我会透过厨房的气窗，看外面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他们都有家吧？都有爸爸吧？他们会不会知道，在这个小小的饺子馆里，挤着两个一无所有、只能拼命抓住一点微光活下去的人？
王姨的生意确实只是“还好”，勉强维持。
但她从未在吃食上亏待过我们。每天总有卖剩下的饺子或者骨头汤，成为我们母女俩的晚餐，妈妈总是把馅多的饺子拨到我碗里，自己只吃皮或者喝点汤。
“妈，你也吃。”我小声说。
“妈妈吃过了，在后厨尝味道就吃饱了。好桐桐，你吃吧，啊~”
她总是这样回答，然后低头喝汤，避开我的目光。
日子清苦，前路迷茫，但至少，我们不再淋雨，不再挨饿，不再被人像赶苍蝇一样驱赶。妈妈用她全部的力气，在这个冰冷的城市角落，为我们挣得了一寸立足之地，一口热汤热饭。
『爸爸，您放心。』
『我和妈妈，在这个飘着饺子香味的角落里，正学着像石缝里的小草一样，迎着风，艰难地、但顽强地，活下去。』
那一点点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我们眼前的路，支撑着我们，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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