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完之后把纸递给我，我拿着纸去找老头对答案。老头接过纸，一个一个地看，每看一个就盖一个章，盖到第四个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站在旁边的小哥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盖章。盖完第五个之后他把纸递给我，我看到上面盖了五个红彤彤的章，整整齐齐的，像五朵小花。
“五个了，”老头说，“要换洗衣粉还是再攒攒？”
我说：“再攒攒。”
我拿着纸回到木板前面，继续看谜面。胖子已经对了十个了，换了一袋洗衣粉，拿在手里掂了掂，高兴得跟什么似的。他说：“这洗衣粉够用一个月的了。走，再去隔壁鸡蛋摊子看看。”
我们三个从最难的那个摊子转移到鸡蛋摊子。鸡蛋摊子的人明显多得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大多是老人家和带小孩的妇女。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嗓门特别大，说话的时候整个街都能听到。她在摊子前面放了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鸡蛋，旁边放着一摞红色的塑料袋，猜对一个给两个鸡蛋，当场兑现。
鸡蛋摊子的谜面比刚才那个简单多了。我随便看了一眼，第一个谜面写的是：“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打一物。”
这个也太简单了，是“眼睛”。第二个：“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打一花。”荷花。第三个：“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打一水果。”香蕉。第四个：“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打一食物。”花生。第五个：“头戴红帽子，身穿白袍子，走路像公子，说话像疯子。——打一动物。”公鸡。
这些谜面基本上都是给小孩和老人家准备的，根本不需要动脑子，看到谜面就能想到答案。我拿起鸡蛋摊子的纸，刷刷刷地写了十个答案，交给大姐。大姐看了一眼，啪啦啪啦盖了十个章，然后从竹筐里数了二十个鸡蛋，装进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递给我，笑着说：“小伙子挺聪明啊。”
我笑了笑，接过鸡蛋，退出了人群。
胖子也在写，他写得比我快，一口气写了十五个，换了三十个鸡蛋，拎着两个塑料袋从人群里挤出来的时候满脸都是得意。他说：“你看，这就是实力。虽然那些题目简单，但架不住数量多啊。三十个鸡蛋，够吃一礼拜了。”
小哥没有写鸡蛋摊子的题，因为他觉得——我也不知道他觉得什么，反正他没有拿笔，也没有去领鸡蛋，就站在人群外面，安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目光偶尔落在某个人的身上，停留一秒然后移开，像是在观察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
我拎着那袋鸡蛋站在街边，看着鸡蛋摊子前面热闹的人群。那些老人家和小孩围在摊子前面，有的在猜谜，有的在领鸡蛋，有的在互相讨论答案，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猜对一个谜面，拿到了两个鸡蛋，高兴得合不拢嘴，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带来的布口袋里，然后又开始看下一个谜面。她看得很认真，眯着眼睛，嘴唇微微动着，大概是在默念谜面的内容。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被妈妈抱起来看谜面，他指着其中一个纸条说：“这个我知道！是眼睛！”妈妈笑着把他放下来，他跑到摊主面前，奶声奶气地说：“阿姨，那个谜面是眼睛！”大姐笑着给了他两个鸡蛋，小男孩捧着鸡蛋跑回妈妈身边，脸上全是光。
我看着这些画面，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这些谜面对于我和胖子来说太简单了，简单到根本不觉得是挑战，但对于这些老人家和小孩来说，每一个猜对的谜面都是一份成就，两个鸡蛋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奖励。他们不是为了奖品来的——或者说奖品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那种“我猜对了”的快乐，那种参与其中的满足感。
这就是元宵节的意义吧。不是要比谁聪明，不是要比谁猜得多，而是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节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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