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还是——”
“朋友家。”
二叔说“朋友家”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我总觉得那个“朋友”两个字后面藏着什么东西。二叔的朋友不多，能让他去家里住的更少。是谁？解家的？还是更早以前的故交？我没问，问了二叔也不会说，他说“朋友”就是“朋友”，不会再多解释一个字。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说：“那您什么时候回杭州？”
“看情况。”
“那您回杭州之前，要是路过雨村，就再来住几天。”
二叔这次没有马上回答。他端着茶杯，目光落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过了几秒钟，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有空会来。”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他看根本注意不到，但他的确是点了。
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这时候胖子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喊了一声：“二叔，中午的红烧肉您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二叔说：“都行。”
“那我做甜口的，”胖子说，“小哥喜欢甜口的，小三爷也喜欢甜口的，少数服从多数。”
二叔没再说什么，胖子缩回头去继续忙活了。厨房里传来油锅的滋滋声，然后是胖子的一声“好香”，然后是锅铲碰铁锅的叮当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让整个院子都有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对二叔说：“我去给您打包点东西带回去。雨村的山货，虽然不是啥值钱的，但新鲜。”
二叔看了我一眼，说：“不用。”
“不费事，就随便装点。”我说完就转身进了屋，没给二叔再拒绝的机会。
打包东西这事儿，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在想了。二叔不缺钱，什么好东西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雨村后山上的笋干，比如自家菜地里种的萝卜晒的萝卜干，比如胖子用古法酿的米酒。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但带着雨村的味道，带着这个院子的味道，带着我们的味道。
我走进厨房，找胖子要了几个干净的塑料袋和两个纸箱子。胖子听说我要给二叔打包东西，二话不说就从柜子里翻出了几个密封罐，说：“用这个装，比塑料袋好，不漏气。”
我接过密封罐，开始在各个角落翻找可以打包的东西。
先从笋干开始。去年冬天晒的笋干还有不少，装在蛇皮袋里，放在厨房角落的架子上。我抓了两大把，大概有一斤多，装进一个密封罐里，压了压实，盖上盖子。笋干的颜色是深黄色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白霜，是晒干过程中析出来的氨基酸，闻起来有一种浓缩了的、很醇厚的香气。这种笋干拿来炖肉或者煮汤，比鲜笋还香，因为风味物质都浓缩了。
然后是萝卜干。萝卜干是胖子去年秋天腌的，用的是自家菜地里种的白萝卜，切成条，晒到半干，加盐、辣椒面、花椒粉揉搓，然后装坛密封，放在阴凉处慢慢发酵。现在开坛，萝卜干已经腌透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浅褐色，表面裹着一层红亮的辣椒粉，闻起来咸香中带着一丝甜，嚼起来嘎嘣脆，是喝粥的绝配。我装了一罐，大概有小半斤。
然后是米酒。胖子酿的米酒还剩最后两瓶，是用那种老式的玻璃输液瓶装的，瓶口用软木塞塞着，外面裹了一层保鲜膜。酒体是淡琥珀色的，对着光看能看到里面悬浮着细细的米粒，晃动的时候像雪花一样飘舞。这酒度数不高，甜丝丝的，二叔上次喝的时候多喝了两口，应该是喜欢的。我把两瓶都装进了纸箱里，在瓶子之间塞了报纸，防止路上磕碰。
然后是干香菇。干香菇是去年秋天从后山采的野生香菇晒的，个头不大，但菇伞厚实，香味比市场上卖的那种人工栽培的浓了不知道多少倍。抓一把放在鼻子底下闻，那种浓郁的、带着一点点森林气息的菌菇香直往鼻子里钻。装了一罐，大概也有小半斤。
然后是腊肉。腊肉是胖子自己腌的，用的是村里老李家养的土猪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用盐、花椒、八角、桂皮腌了七天，然后在院子里晾了半个月，让冬天的风吹干。腊肉的表面是深褐色的，切开来里面的肉是玫瑰红色的，脂肪部分呈半透明的琥珀色，蒸熟之后切片，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嚼起来满口都是烟熏和香料的味道。我切了大概两斤，用油纸包好，装进密封袋里，再放进纸箱。
我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码进纸箱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像在拼一个三维的拼图。两个纸箱，一个装干货，一个装腊肉和米酒，上面用胶带封好，再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了“二叔”两个字，以防弄混。
小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厨房出来了，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打包。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小袋子。他把袋子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袋晒干的野菊花。
野菊花是秋天的时候小哥在山上采的，金黄色的花朵，晒干之后缩小了很多，花瓣卷曲着，但颜色还在，那种明亮的、温暖的黄色。用这种野菊花泡茶，清热明目，味道清苦中带着一丝甘甜。我不知道小哥为什么要给二叔带这个，但他既然拿了，我就装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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