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之后，其中一个女孩子对我说：“你们家的菜真的好好吃，我们下次还要来。”
我说：“欢迎下次再来。”
她笑了一下，转回去继续吃。我站在旁边看了一秒，然后转身去收拾隔壁桌的碗盘。
九点十分，最后一桌客人结账离开了。
我站在院门口送他们，看着他们的车灯在巷子里拐了个弯，消失在夜色中。巷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和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我站在门口多待了几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夜风凉凉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吸进肺里让人觉得很舒服。
回到院子里，满目狼藉。所有的桌子都堆满了碗盘，筷子散落在各处，纸巾揉成团丢在地上，残羹剩饭倒在盘子里。菜地边上的石桌上还有半壶没喝完的茶，茶杯里的茶叶沉在底部，像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岛。
胖子从厨房里走出来，靠在门框上，围裙解下来搭在肩上，脸上的汗已经干了，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汗渍。他看着满院子的狼藉，没有叹气，也没有抱怨，就是那么看着，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终于结束了”的疲惫和“今天干得不错”的满足混在一起的东西。
“天真，”他说，“今天卖出去了多少桌？”
我想了想，说：“中午四十桌，晚上四十桌，八十桌。但晚上有几桌临时加了人，所以实际人数比预约的多，大概一百二三十个人吧。”
“一百二三十个人，”胖子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品味它的重量，“咱们三个人，一天接待了一百二三十个人。”
“对。”
“咱们是不是太厉害了？”
我看着他那张被火烤得通红、被汗浸得发亮、沾着油渍和疲惫的脸，认真地说：“是的，咱们太厉害了。”
胖子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不大，但很深，像是从心里面长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
小哥从厨房里端着一盆水走出来，开始擦桌子。他还是那个样子，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不管多忙多累，该做的事一件都不会少。他擦完一张桌子就去擦下一张，动作跟早上一样稳，一样准，好像这一整天的忙碌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我看着他在夜色中安静地擦桌子的背影，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很强烈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心疼，是一种“有他在真好”的、踏实的、安稳的东西。
“小哥，”我叫他。
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今天辛苦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两秒，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个摇头的动作很轻，但很确定，像是在说——不辛苦，因为值得。
我蹲下来，开始收拾地上的碗盘。碗盘摞得高高的，油腻腻的，我的手摸上去滑溜溜的，但我没有戴手套，就那么直接摸上去了。不是忘了戴，是觉得戴了手套反而洗不干净，心里不踏实。
胖子也蹲下来帮我收拾，我们三个人，一个擦桌子，两个收碗盘，在夜色中默默地忙碌着。院子里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三个人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谁的。
天上的星星很多，很亮，像是有人在黑色的绒布上撒了一把碎钻。月亮还没出来，天空是一片深邃的、近乎黑色的深蓝，星星在上面显得格外明亮。远处的山在夜色中变成了一道深黑色的轮廓线，连绵起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竹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那声音很轻很柔，像是一首很慢很慢的摇篮曲。
我把摞好的碗盘端进厨房，放在水池边。水池里的碗盘已经堆得不能再高了，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山。我看着那座山，深吸了一口气，拧开水龙头，开始洗碗。
水哗哗地流，洗洁精的泡沫在池子里堆起来，碗盘在水里滑来滑去。我一个一个地洗，洗得很仔细，每一个碗的正反面都洗到，每一个盘子都用手指摸一遍，确认没有残留的油渍。洗完的碗盘放在旁边的沥水架上，沥水架很快就满了，我把它们擦干，收进柜子里，腾出空间给下一批。
小哥洗完手之后也过来帮我，我们两个人又并肩站在了水池前。这一次，没有人说话。厨房里只有水声和碗盘碰撞的声音，偶尔有盘子从手里滑下去，在水池里发出一声闷响，然后被稳稳地接住。
胖子把院子里的桌子全部擦完之后也进来了。他没有洗碗，而是开始收拾厨房。把没用完的食材收进冰箱，把调料瓶摆整齐，把灶台擦干净，把地面拖了一遍。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快，但很仔细，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天真，”他一边拖地一边说，“你说咱们明天会不会也这么忙？”
“大概率会，”我说，“预约已经满了，候补的还有几十个人。”
“那明天得再多备点料，”胖子说，“今天有几个菜差点就不够了，要不是小哥上山采的那批蘑菇顶上了，晚上的蘑菇汤就得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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