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之后，我决定不再追问小哥了。
不是说我不在意了，也不是说我放弃了。是我意识到，追问是没有用的。小哥不想说的事情，怎么问都问不出来，你软磨硬泡也好，声东击西也好，装可怜也好，发脾气也好，他都是那个样子——看着你，不说话，或者用最短的、最不提供信息量的词把你打发掉。“嗯”“不是”“没有”“看看”——这些词像一堵墙，不高，但很厚，你翻不过去，也推不倒。
但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不知道的事情越想知道，越是看不清的东西越想看清楚。以前因为这个毛病没少吃亏，下过的那些坑、中过的那些计，有一半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好奇心。胖子说过我很多次：“天真，你就不能消停点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做不到。我的脑子就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旦开始转，就停不下来。
所以我想到了日记。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不是每天都写，是有事的时候才写。以前那些年经历的事情太复杂太乱了，不记下来根本记不住。后来到了雨村，日子变得简单了，写日记的频率也低了很多，可能一周写一次，有时候半个月才写一次。但重要的日子，或者我觉得将来可能会忘记的事情，我还是会记下来，用那种很普通的横线本子，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跟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混在一起，有时候自己都会忘了放在哪儿。
小哥知道我有这个本子，但他从来不看。他对我隐私的尊重程度高到了一种让我觉得不真实的程度——我们睡一张床，用同一个卫生间，衣服混在一起洗，但我的日记本放在抽屉里，他从来没有翻过一次。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我把本子摊开放在桌上，他也不会看。不是不好奇，是觉得不该看。
那天下午，趁小哥在厨房里忙，胖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打盹，我偷偷回到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把那个本子翻了出来。
本子是两年前买的，封面是深蓝色的，硬壳，有点像中学时用的那种笔记本。纸张已经有点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因为翻过很多次。我坐在床边，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翻开第一页。第一页写的是日期，然后是几行字：“来雨村的第三天。胖子说要在这里开个饭馆。小哥没说话，但看起来不反对。院子很大，有棵柿子树。我想住下来。”
那是我刚来雨村时的记录。字迹还算工整，但能看出来写得很急，有些笔画是飘的。我看着那些字，心里涌上来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时候的自己，大概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以为来了雨村就是种菜、做饭、晒太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什么都不用想。谁想到过了这么久，平静的日子下面，还是有那么多暗流在涌动。
我往后翻，一页一页地翻。日记的内容很零碎，有时候连续几天的记录挤在一页上，有时候一天就写了满满两页。我写的东西大多数是日常——今天胖子做了什么菜，小哥在山上采了什么，谁来了谁走了，院子里开了什么花，菜地里的菜长得怎么样。偶尔会写一些心情，比如“今天有点想杭州”“小花打电话来说他最近很忙”“张海客又寄东西来了”。
翻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我的手停住了。
那页纸的右上角写着日期——是一年多前的某一天，深秋。字迹比平时潦草，有些地方墨水重了，有些地方又轻得几乎看不清，像是写的时候心情不太平静。我看了看那页的第一行，写的是：“小哥今天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关于长生。”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了。
我把本子往膝盖上凑近了一点，眯着眼睛看那些潦草的字迹。纸页在灯光下泛着微黄的光，墨水已经干透了，深蓝色的笔迹像是嵌进了纸的纤维里，怎么都抹不掉。
“小哥今天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关于长生。”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
“下午，胖子在厨房里炖汤，小哥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我在菜地里拔草。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穿过竹林的沙沙声。小哥忽然开口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一直活下去，你们愿意吗？’”
我的心跳快得有些不正常了，手心和额头上沁出了一层薄汗。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下看。
“胖子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反问小哥：‘一直活下去？像你那样？’小哥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就那么看着我们。胖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要是能像小哥那样活那么久，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反正现在不也在一起吗？多活几年不挺好的？’”
我的眼睛在纸面上飞快地移动，捕捉着每一个字。
“我当时在菜地里蹲着，手里还捏着一把草。听到小哥的问题，我没有立刻回答。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是因为——该怎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活很久’这件事，但我知道，如果有一天胖子和小哥都不在了，我一个人留在世上，那种感觉大概比死还难受。反过来想，如果大家都能一直活着，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所以我的回答是：‘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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