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说开了。
其实也算不上“说开”，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不再追着问了，他们也不再躲着我了。那本日记像一座桥，我从桥的这头走过去，他们在桥的那头等着我。我走过去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他们也没有转身离开，我们就站在桥中间，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然后一起走回了桥的这头。桥的那头有什么，我不知道，大概短时间内也不会知道。但至少我们站在了同一座桥上，这就够了。
那些对话之后，日子并没有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胖子还是在厨房里炒菜，小哥还是在院子里劈柴，我还是在菜地里拔草。喜来眠还是每天营业三十桌，周五到周日，雷打不动。中药还在喝，每天早晚各一碗，苦得要命但习惯了。小哥的那本古书还是躺在石桌上，他每天翻几页，不紧不慢地看，有时做笔记，有时不做。我看不懂那些笔记，字迹太潦草了，而且很多都是古文，对我来说像天书一样。
小哥看书这件事，慢慢地从“让我心神不宁的刺”变成了“院子里一道安静的风景”。他坐在石桌旁边，低着头，手指搭在泛黄的书页上，阳光从柿子树的枝丫间漏下来，在他的脸上和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风吹过的时候，书页会微微翻动，他用手轻轻按住，不急不躁。那个画面很好看，好看到有时候我会放下手里的事，站远一点，多看几秒。
我不再追问那本书里写的是什么了。
不是因为不好奇了，也不是因为放弃了，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小哥做的事，从来不是我能阻止或者推动的，他像一条河流，有自己的方向和速度，你只能在河边走，不能跳到河里把水往你想要的方同推。我能做的，就是在河边走，陪他走一段，再走一段。走到哪里算哪里。
但有些念头，还是会在安静的时候冒出来，像水底的泡泡，一个一个地往上浮。
有一天下午，没什么客人。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晚饭还没开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阳光、微风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鸟。胖子在厨房里备菜，小哥在石桌上看书，我靠在藤椅上发呆。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我半闭着眼睛，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
然后那个泡泡浮了上来。
我的家人呢？
我睁开了眼睛，看着头顶的柿子树。柿子树的叶子比前几天更多了，嫩绿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光，像一片片薄薄的玉。树上有几个小小的花苞，还没开，但已经能看出形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会结果，到了秋天就会变成红彤彤的柿子。年复一年，树还是那棵树，柿子还是那些柿子，但树下的人呢？
我爸妈还在杭州。二叔在北京和杭州之间来回跑，忙得脚不沾地。三叔在——三叔在不知道哪里，已经很久了。我的家人，他们是普通人。他们会老，会生病，会有一天离开。而我，如果胖子和小哥的计划——或者说小哥的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会比他们活得更久。久到看着他们老去，看着他们离开，然后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
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把我从温暖的阳光中浇了个透心凉。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人说这件事。
爸妈不知道我在雨村喝的中药到底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我在乡下开了个饭馆，种菜做饭，日子过得还不错。偶尔打电话来，我妈会问“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就放心了。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正在做的那些事——不是坏事，但那不是普通人会做的事。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可能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老去，可能不会有普通人那样的生命长度。
我该怎么跟她说？妈，我可能不会变老了？妈，我可能会活得比你们久很多？妈，我可能会看着你和爸——这句话我说不出口，光是想想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二叔呢？二叔知道多少？他是知道一部分，还是全部都知道？我不确定。二叔那个人，你永远不知道他知道多少。他可能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也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凭着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接受了那些看起来不太寻常的事情。我记得上次他来看我的时候，胖子给他倒了杯茶，他喝了一口，看了看茶杯里的茶叶，然后看了看我，什么都没说。那个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我当时没看懂，现在想想，也许是一种确认——确认我还好，确认他们把我照顾得还不错。他没问，因为他不需要问。他只要看到我还在笑、还在说话、还在吃饭，就够了。
但这样就够了吗？我不敢深想。
还有一个念头，比家人的事更让我觉得沉重。
小哥活了多少年，他自己大概都不记得了。那些张家人也活了很久，他们活的年头比小哥短一些，但也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有特殊的血统，特殊的体质，特殊的来处。我和胖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普通人，普通的身体，普通的基因，普通的老去速度。要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不那么普通的人，这中间要做的事、要付出的代价，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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