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接话。低头喝汤，汤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看不清胖子的表情。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解雨臣那个人，事情一多就像打仗一样，日程表排得密密麻麻，但他总能在最密的地方找出一个缝隙，塞进他想塞的东西。如果他想见我，他会的。如果他不来，那就是真的来不了。
“胖子，”我把碗放下，“你去北京那几天，住哪儿？”
“住我那铺子楼上啊，”胖子说，“上面有个小套间，虽然不大，但床是有的。再说了，我回去是看铺子的，住那儿方便。有问题随时能下去看。”
“那行，你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肯定的。你也是，到了杭州给我发消息，别让我担心。还有——”
“还有什么？”
胖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哥。小哥低着头喝汤，好像没在听，但我知道他在听，因为他的勺子碰到碗沿的声音变轻了，轻到几乎没有。
“你回去之后，别跟家里人说得太多。”胖子的声音低了一些，不是刻意压低，是真的觉得这个话题不适合大张旗鼓地说，“他们在意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能活多久。你跟他们说那些，他们听不懂，听懂了也帮不上忙，只会担心。你就跟他们说你过得挺好的，身体挺好的，心情也挺好的。其他的——不用提。”
“我知道，”我说，“我没打算跟他们说。”
胖子看着我，那个眼神里有那么一点心疼，不是那种明显的、写在脸上的心疼，是藏在眼睛深处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的那种。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端起汤碗，低头喝汤。
“天真，”他喝了两口汤，又抬起头来，“你回去之后，你妈要是问你‘小哥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说？”
我看了看小哥，他正好抬起头来，目光跟我撞上了。那个眼神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正好在看他根本注意不到，但我在那个眼神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不是“你随便说”，不是“你看着办”，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处的、像是“你怎么说都行”的东西。
“我就说，他没地方去，跟着我。”我说。
胖子呛了一口汤，咳了两声，用袖子擦了擦嘴，看着我的表情像是在说“你这说的什么话”。但他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这大概是最好的一种说法了。
小哥听了我这句话，低下头继续喝汤。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我注意到他的耳朵尖有一点红——那是石桌上灯笼的光照的，大概。
“那行吧，”胖子把碗里最后一口汤喝完，放下碗，靠在椅背上，拍了拍肚子，“那明天咱们就准备一下。喜来眠从后天开始停业，停一周。小哥你跟天真回杭州，我回北京。各忙各的，各回各家。”
“各回各家”这四个字从胖子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慨。他说的“家”，不是一个地方。他的家在北京的那个铺子里，在那些老物件和旧回忆里。我的家在杭州，在那套我妈每天擦得锃亮的房子里，在那张被晒得蓬蓬松松的被子里。小哥呢？小哥的家在哪里？他说过很多次，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以前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觉得他在敷衍。现在好像懂了一点了。不是敷衍，是他在用一种很笨拙的、说不清楚的方式告诉我——他在乎的不是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有谁。
那天晚上泡脚的时候，胖子把脚伸进红色的盆里，长出了一口气，说：“天真，你说咱们会不会有点太随便了？说停业就停业，说回家就回家。别的饭店恨不得全年无休，咱们倒好，三天两头关门。”
“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我说，“咱们又不靠这个吃饭。”
“你说得对，”胖子点了点头，“咱们又不靠这个吃饭。有饭吃就行，没饭吃也行。反正饿不死。”
小哥坐在旁边，脚放在绿色的盆里，背挺得很直，眼睛半闭着。他的脚趾在水里微微动着，水面漾起细小的波纹，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像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
“小哥，”我说，“你跟我回杭州，住我以前的房间。”
他睁开了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我那个房间不大，床也不大，两个人睡有点挤。”我说。我以前的房间是家里最小的那间，放了一张一米五的床就没什么空间了，衣柜只能紧贴着墙，连床头柜都放不下。两个人睡一张一米五的床，翻身都困难。
“没事。”他说。这两个字说得很轻，但很确定。
“行吧，挤就挤点。”我说。
胖子在旁边看着我们，嘴角有一个很微妙的弧度，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笑。他没有说什么，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了，穿上拖鞋，站起来说了一句“早点睡”，然后转身进了他的房间。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夜里听得很清楚。
院子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小哥。
红灯笼还在晃，红光洒在石桌上，洒在菜地上，洒在柿子树上。星星在头顶密密麻麻地亮着，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远处的山在夜色中变成了一道深黑色的轮廓线，连绵起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竹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那声音很轻很柔，像是一首很慢很慢的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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