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枪口粗暴地抵在背上，团队的成员们被推搡着，驱离了那座成为他们命运转折点的桥梁。武器被毫不客气地收缴，他们赖以生存的车辆被那些穿着统一冬季作战服、眼神冰冷的士兵迅速接管。
霍云峰试图用眼神安抚队员们，但在绝对武力的压制和四周弥漫的浓烈敌意下，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攫住了每个人。他们被命令双手抱头，排成屈辱的纵队，在武装人员的严密监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没过脚踝的积雪中艰难前行。
途中，任何一丝迟疑或脚步踉跄，都会立刻招来厉声呵斥，甚至是枪托毫不留情的推撞。陆雪因积雪下隐藏的坑洼而身体失衡，旁边的士兵粗暴地拽住她的胳膊，几乎是将她提了起来，动作中没有丝毫对女性的尊重。两个孩子被这阵势吓得低声呜咽，姐姐艾米丽只能更紧地抱住她们，用自己的后背挡住那些扫视过来的、如同看待物品般的冰冷目光，心中充满了绝望。
他们被押解着离开了主干道，转入一条被积雪覆盖、几乎看不出痕迹的辅助公路。车辆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前方出现了一片被高大铁丝网和水泥障碍物围起来的广阔区域——一个旧时代的军用机场。而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武装堡垒。
机场外围，一道令人咋舌的、人工挖掘的壕沟如同巨蟒般环绕，壕沟宽度目测超过十米，深度也达五米以上，沟壁陡峭，底部可见削尖的木桩和锈蚀的铁刺。跨越壕沟的唯一通道是几座坚固的、可以升降的钢铁桥梁，此刻均处于升起状态，隔绝内外。壕沟内侧，是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高大的铁栅栏，以及由粗大原木和沙袋构筑的坚实护栏。护栏之上，了望塔林立，塔上的哨兵装备着探照灯和重武器，警惕地俯瞰着四周的雪原。
更让人心惊的是机场内部停放的军事装备，除了他们自己改装越野车和卡车，这里还整齐停放着数十辆涂着冬季迷彩的轮式装甲运兵车、几辆主战坦克（炮塔上的徽标依稀可辨，既有立陶宛军队的，也有白俄罗斯军队的，显然都是战利品），甚至还有若干门牵引式火炮。基地的人员穿着厚实的棉服，正在一些车辆旁进行维护，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和金属冷却的味道。这座基地所展现出的军事化程度、组织能力和武装力量，远超霍云峰等人之前的任何想象，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幸存者营地，而是一个功能完备、实力雄厚的军事据点。
整个机场除了水泥地，其他大片的草坪被开垦，上面覆盖了白色的塑料膜，里面应该种着耐寒的食物。
他们被押解着通过一座缓缓放下的钢铁桥，穿过层层哨卡，进入了机场内部。跑道和滑行道上积雪被清理得很干净，一些机库被改造为车间和仓库，传来机器轰鸣声。他们最终被带向机场一栋最为坚固、守卫也最为森严的多层指挥大楼。
进入大楼，穿过有着持枪卫兵肃立、铺着磨损但仍显庄重地毯的走廊，他们被押进了一个宽敞的会议室，或者说，审判庭。房间的一头摆放着一张长条桌，后面坐着几名军官。为首者是一名约五十岁的男子，肩章上的上校军衔熠熠生辉。他身姿挺拔如松，面容刚毅，刻满了风霜与疲惫的痕迹，一双灰色的眼睛如同西伯利亚的冻土，冰冷、坚硬，蕴含着深不见底的悲愤与决绝。他便是这支在立陶宛境内活动的乌人残余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安德烈·彼得连科上校。
彼得连科上校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锐利如鹰隼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俘虏，从霍云峰试图保持镇定的脸庞，到马库斯肌肉紧绷、强忍怒火的姿态，到陆雪、艾琳娜博士苍白而倔强的神色，再到扬和其他队员脸上混杂着迷茫与不甘的表情，还有莎拉、孩子们脸上的恐惧。房间内一片死寂，只有墙壁上挂钟的滴答声和炉火（房间一角有一个装饰性的壁炉，此刻并未生火）仿佛凝结的空气。
良久，彼得连科上校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说的是俄语。
站在霍云峰侧后方的卡齐米日，凭借其波兰人的语言天赋和对东欧语言的了解，立刻压低声音，紧张地进行着同声传译：“他问……你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霍云峰深吸一口气，知道关键时刻到来，他努力平复心跳，目光迎向彼得连科，通过卡齐米日的翻译回应：
“我们是从北美大陆西海岸出发，穿越了大西洋和欧洲，一路抵达这里。”他清晰地表明来历，同时观察着对方，但彼得连科的面容如同石雕，毫无波澜。
“我们团队中有中国人，”霍云峰指了指自己和其他中国籍人员；“有美国人，”他示意马库斯和莎拉；“有波兰人，”他指向卡齐米日和他的4名战友；“还有这位艾琳娜博士，她是顶尖的病毒学专家。”卡齐米日快速而准确地翻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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