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指尖压着一份刚从乡镇执法队传来的核查报告，纸张边缘被她无意识地捏出褶皱，眼底的红血丝比前几日更重——距离苏州、亳州盗版窝点被端仅过去半个月，新的盗版线索就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且这次的对手，比之前的跨省团伙更难对付。
“林总，这是我们联合江苏、安徽两地基层执法队排查的结果。”江哲将一份标注着密密麻麻红点的地图推到桌前，指尖点在几个偏远乡镇的位置，“上次端掉的是核心生产和中转链条，但这些分散在乡镇的家庭式小作坊，才是真正的‘顽疾’。他们没有固定厂房，就用自家民房生产；没有统一供应链，原材料就地采购；甚至没有固定销售渠道，只靠本村熟人介绍、微信群私发接单，隐蔽性极强。我们这次排查，原本锁定了六个疑似作坊，结果赶到时，三个已经清空了生产痕迹，另外三个只查到少量半成品，作坊主一口咬定是‘个人手工爱好’，没有销售证据，我们根本无法立案。”
林砚拿起地图，指尖划过那些标注红点的乡镇名称，每个名字背后，都对应着执法人员奔波数日却收效甚微的无奈。她想起三天前，自己亲自跟着执法队去安徽北部的一个乡镇暗访，车子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找到疑似作坊的民房。可刚靠近门口，就被门口纳凉的村民围住盘问，等执法人员亮明身份冲进院子时，只剩下满地散落的劣质布料和还没来得及清洗的染缸，作坊主早已不见踪影。
“这些小作坊的生产规模虽小，但数量多、分布广，像打游击一样。”负责市场排查的张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语气里满是疲惫，“我们派了三个小组蹲守，连续熬了两个通宵，才抓到一个正在发货的作坊主。可他手里只有十几件成品，涉案金额太低，够不上刑事处罚，只能没收产品、罚款警告。结果我们刚离开，第二天就有人看到他换了个院子，又开始生产了。”
喉咙的刺痛感突然加剧，林砚下意识地侧过身，用纸巾捂住嘴，压抑着咳嗽了几声。她最近总觉得乏力，夜里经常被咳醒，苏晚硬拉着她去医院检查，医生叮嘱她必须静养，否则咳嗽会拖成慢性支气管炎。可眼下的情况，根本容不得她休息。她将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指尖传来纸张的粗糙触感，就像此刻的维权之路一样，磕磕绊绊，毫无顺畅可言。
“取证难只是一方面，诉讼周期长、维权成本高，才是更棘手的问题。”江哲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回会议室，“我们之前起诉的几个盗版商家，现在都进入了诉讼程序。但其中三个商家故意拖延，要么拒收法院传票，要么开庭时缺席，导致案件只能公告送达、缺席判决，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要半年。就算最后胜诉了，他们也早就转移了资产，我们根本拿不到赔偿。更别说这些家庭小作坊，就算我们耗费精力起诉成功，他们最多就是关门换地方，我们投入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全都是沉没成本。”
林砚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江哲说的这些，她比谁都清楚。从组建专业法务团队到现在，公司在维权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两百万——支付恒信律所的服务费、聘请技术专家的费用、团队出差排查的差旅费、诉讼费用……这些钱，原本是计划用于上市筹备的补充资金。财务总监昨天找她谈话时，语气里满是担忧，提醒她要控制维权成本，避免影响上市申报的资金链。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些盗版商家继续嚣张？”销售部的年轻专员小周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不甘，“他们用劣质材料生产‘小砚’衍生品，卖低价抢我们的客户，还毁我们的品牌口碑。昨天还有消费者在官方社群里发截图，说买的盗版竹编玩具边缘有毛刺，划伤了孩子的手，直接在群里骂我们‘黑心商家’，我们怎么解释都没用。”
小周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林砚的心上。她最在意的，就是“小砚”IP的口碑，尤其是母婴类产品，每一次盗版带来的负面评价，都可能让消费者对正版失去信任。她拿起桌上的一杯温水，慢慢喝了一口，试图缓解喉咙的干涩，却发现水已经凉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委屈，也很疲惫。”林砚的声音沙哑却坚定，“但我们不能放弃。维权本来就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一蹴而就。江律师，我想请你调整一下策略，对于涉案金额小、分布分散的家庭作坊，我们暂时不优先走诉讼程序，而是联合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乡镇政府，开展常态化排查和警告，压缩他们的生产和销售空间；对于那些有组织、销量大的盗版商家，我们集中资源重点打击，务必拿到胜诉判决，起到震慑作用。”
“林总，这个策略可行，但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投入。”江哲皱了皱眉，“我们现在的团队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再开展常态化排查，恐怕大家撑不住。而且联合乡镇政府和基层执法队，需要逐一沟通对接，协调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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