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年的好友、御史曹颍生的继母李太恭人，未满十五岁就嫁给了赠公禹川先生。婚后五年便守寡独居。赠公在江西任职时，行囊空空如也。去世时，欠下的债务堆积如山。太恭人变卖所有衣物首饰，全部用来偿还旧债。将灵柩运回家乡后，堂上还有年近八十的婆婆。她本想向婆婆禀告丈夫去世的消息，又怕伤老人家的心，便谎称丈夫调任远方郡县。对外她细心侍奉婆婆，内心却承受着椎心之痛。对待侍御兄弟，她管教之严格，超过亲生母亲一倍；看到他们有所成就时的欣慰喜悦，又比自己得志还要高兴一倍。
侍御担任翰林时，太恭人每日都用修身立本的学问来勉励他。后来他任职谏院，巡视京城，太恭人又时刻告诫他皇恩浩荡不可辜负，处理公务不可轻率。我曾思考这些事迹，难道这就是所谓“门内庸行无绝特可惊”吗？抑或是身处艰难困厄却能处置得当，连圣贤也难以超越的德行？今年春天正值太恭人六十寿辰。乡里后辈与年家子弟纷纷作祝寿诗表达敬意，并嘱托我为诗集作序。
后世称颂女子事迹时，往往喜欢宣扬那些奇特的事例，比如割臂殉身之类骇人听闻的行为。而那些苦守节操的妇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贞洁，历经种种艰辛，勤勉操持家务，反而得不到像那些激烈行为者那样迅速传扬的名声。将两者对比来看，时间长短与难易程度，差别显而易见。自范晔创立《列女传》以来，晋魏等朝史书都效仿其体例，大多以记载奇特事迹取胜。如果只是为了标新立异，那么女子日常的恭谨节俭、勤苦持家等行为，反而被忽略不提。这导致高尚者因追求义名而行为过激，普通人则因得不到称颂而失去劝勉。由此可知，范晔的见识仍能体现古代圣人端正家道的根本宗旨，不应过分批评。我既受同僚嘱托，简要记述太恭人的事迹，并借此阐明最平凡也最难得的德行，不追求标新立异，以此作为后世修史立传者的借鉴。
杨母张孺人七十寿序
我与湘潭袁漱六编修既是志趣相投的挚友，又结为姻亲，因此了解他家族内外亲友中那些贤良长者的品行。戊申年某月，正值编修妻子的母亲张孺人七十大寿。编修前来告诉我说：“从前我居家时，每逢节庆宴会，都会恭敬地捧杯为长辈祝寿。如今虽在朝为官，但岳母年事已高，不能亲自上前敬酒，心中深感遗憾。打算作诗一首，遥寄心意，祝愿她饮食康健，福寿绵长。让妻子的兄弟们吟诵，以助长辈欢欣。若您赞同，恳请为诗作序并转达。”我回答说：“谨遵所托。”
编修接着说道：我的岳母是本县张顾堂先生的孙女，幼年随任汾州同知的祖父生活。张家本是望族。二十岁时嫁给我的岳父武陵杨介亭先生。当时介亭先生的父亲云斋公任邳州知州，岳父母都在任所侍奉。云斋公处理政务时，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过问，尽心公务。家中事务，对外交由介亭先生打理，对内托付给贤内助刘太宜人，而我的岳母实际上也协助处理了许多家事。
岳母分担婆婆的辛劳，代丈夫操持家务，总是比众人早起劳作，比全家晚歇息。美味饮食，不经她亲手调制就不端上桌；箱笼杂物，不经她亲自整理就不算妥当。因此官署内外亲眷都倚重她，仆役婢女都信服她。后来云斋公卸任官职，回到湘潭居住，不久便去世。介亭先生因过度哀伤患上心疾，有时整年神志不清。
而刘太宜人也因年迈体弱，时常疾病发作。岳母同时侍奉两位病人，日夜操劳不敢懈怠，既忧心又疲惫。不久后太宜人去世，介亭先生的痼疾也始终未愈，卧病二十余年。岳母始终恪守妇道，尽心竭力支撑家业。从日常药物到各种珍稀补品，凡是有助于丈夫病情的，无不设法求取；从自身用度到子女婚嫁所需，凡是可能损耗家财的，无不节俭克己。她那些被人称道的品行，大抵如此。
我私下观察那些世代为官的人家，往往习惯安逸崇尚奢侈，终日闲坐无所事事，这种风气多由家中妇人引起。张孺人作为张家的女儿，嫁入杨家为妇。张家世代为官，佩戴青赤绶带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孺人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叔父经田曾任贵州巡抚，悫田任衢州知府，慧田任教谕。而杨家更是宰相尚书的门第，世代高官显贵不绝。孺人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内外亲族皆显赫，按理说很容易日渐骄奢。
然而张孺人却始终秉持恭谨朴实的品德，完全效法那些贫寒而有远见之人的行事作风，可谓心地纯厚、见识深远，超然脱俗于尘世浮华之上。她能够享有诸多福分，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袁编修作这首诗，正是为了彰显她身处富贵仍能保持节俭的美德，并推究她长寿安康的缘由。因此我在此略述其生平大要，既因有幸结为姻亲，也为了让家中女眷听闻这样的风范，知道应当效仿的榜样。
荆门州学正郭君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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