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曾国藩风尘仆仆抵达长沙。此时的省城，刚从太平军围城的惊恐中缓过一口气，空气中还弥漫着硝烟和紧张的味道。城墙上有新修补的痕迹，街市虽已恢复，但行人脸上大多带着劫后余生的惶然。
湖南巡抚张亮基还算客气，亲自接见了这位顶着“帮办团练大臣”头衔的前翰林。张亮基正为防务焦头烂额，多一个京里来的帮手，尤其是有“清望”的帮手，自然是欢迎的。他给曾国藩安排了办公的衙署（“审案局”），表示了支持其办理团练的态度，但眼底深处，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这个书生，真懂兵事吗？
曾国藩满腔热忱，立刻投入工作。他雷厉风行，在审案局挂出牌子，宣布要彻底整顿湖南的团练和治安。他的思路清晰而“理想化”：
第一，练勇不同于制兵（绿营），要完全另起炉寨，招募朴实农夫，由读书人带领，进行严格训练。
第二，乱世用重典，对于土匪、流氓、趁乱劫掠者，乃至有通匪嫌疑的人，要从严、从快处置，以儆效尤。
第三，统一事权，希望将长沙城内外的团练、甚至部分绿营兵勇的指挥调度权，一定程度上集中到自己手中，以提高效率。
这三条，条条都戳在了长沙旧有权力格局的痛点上。
问题首先来自绿营。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到此时已腐败不堪。长沙的绿营兵更是纪律涣散，平日里欺压百姓是行家，真遇到战事则畏敌如虎。他们吃空饷、抽大烟、逛窑子，训练形同虚设。曾国藩看到这些“兵爷”歪戴帽子、敞胸露怀地在街上晃荡，甚至聚众赌博，心头火起。他直接行文给绿营将领，要求他们整肃军纪，加强操练，并暗示自己有权监督。
绿营将领们炸了锅。一个丁忧回家、临时起用的文官，还是个不懂军事的“书呆子”，竟敢对我们指手画脚？他们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吃空饷、克扣军粮是常态，曾国藩要“整顿”，等于断他们财路。提督（湖南绿营最高武官）鲍起豹，一个粗鲁跋扈的老行伍，对此尤其愤怒，认为曾国藩越权，侮辱了武人尊严。
矛盾也来自地方官僚。曾国藩的“审案局”直接审案杀人，手段严厉，有时甚至不经按察使司（省最高法院）常规程序。这固然震慑了一些宵小，但也让按察使等司法官员极度不满，认为他僭越职权，破坏司法体系。地方官场讲究的是圆滑、平衡、和气生财，曾国藩这种“一根筋”、只讲效率和“原则”的作风，显得格格不入。
更大的冲突源于曾国藩直接触动了利益。他组建的“湘勇”（最初招募了罗泽南、王錱等人的队伍），待遇比绿营好，纪律更严明，逐渐显露出不同的气象。这引起了绿营兵的嫉妒和憎恨。绿营兵痞们时常挑衅湘勇，双方摩擦不断。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夏之交，冲突达到了顶点。
导火索是曾国藩惩处了几名严重违纪的绿营兵。这些兵痞抢劫民财，证据确凿。曾国藩为立威，下令严办，其中情节最重者被判军棍重责，几乎打死。绿营兵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外人”在打他们的脸。
随后，又发生了绿营兵与湘勇大规模械斗事件。起因微不足道，可能是争抢驻地、口角之争，但积怨已深，瞬间爆发。绿营兵人多势众，又是地头蛇，湘勇吃了亏。
曾国藩闻讯大怒，认为绿营将领约束不力，纵兵行凶。他要求提督鲍起豹交出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严加惩处。鲍起豹不仅不交人，反而暗中怂恿，意图给曾国藩一个难堪。
高潮在一天午后到来。
那天，曾国藩正在审案局内与属下议事。突然，外面传来震天的喧哗声、叫骂声，间杂着砖石砸在门墙上的碎裂声。幕僚慌张来报：“大人，不好了！大批绿营兵，持枪拿棍，把咱们审案局给围了！说要找大人讨个说法！”
曾国藩心头一凛，强自镇定，走到门内查看。只见衙署门外黑压压一片，尽是穿着号褂的绿营兵，面目狰狞，挥舞着刀枪棍棒，高声叫骂：
“曾剃头（因他杀人严厉，得了这个外号）！滚出来！”
“凭什么打我们的人？”
“一个破书生，也敢管爷们的事？今天叫你认得厉害！”
“冲进去，砸了他这破局子！”
群情汹涌，眼看就要冲击大门。衙署里的文员、卫兵吓得面无人色。曾国藩的随从死死顶住大门。砖石如雨点般飞来，砸得门窗劈啪作响。
更让曾国藩血冷的是，他看到了街角影影绰绰有几个武官的身影，那是绿营的低级军官，他们抱着胳膊，冷眼旁观，毫无弹压之意。显然，这是纵容，甚至是有组织的示威！
那一刻，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和危机感淹没了曾国藩。他不仅权威扫地，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了直接威胁。这些兵痞，是真的敢对他这个二品大员动手！如果大门被冲破，后果不堪设想——他可能被殴打，甚至可能丧命于乱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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