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三月下旬，中原的春天终于透出些许暖意，冰雪消融，河水潺潺。然而，这丝生机却无法驱散笼罩在汴京城上的厚重阴霾。持续月余的围城，尤其是西郊那场尸山血海的惨烈决战，已将这座昔日繁华的帝都变成了恐惧与绝望的囚笼。城墙斑驳，血迹未干；城内粮价飞涨，人心惶惶；皇宫大内，更是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压抑气息。
汴京城外，金军西路军大营连绵数十里，旌旗猎猎，号角低沉。中军大帐内，气氛却并非只有胜券在握的骄狂。主帅完颜宗翰（粘罕）面色阴沉，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上面摊着一封来自上京的密信。信使是完颜希尹（谷神）的心腹，带来了那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太祖皇帝完颜阿骨打驾崩！
帐中诸将，如银术可等，闻讯皆惊，随即眼神中透出难以掩饰的躁动与野心。阿骨打的突然离世，意味着巨大的权力真空和迫在眉睫的汗位争夺。他们这些手握重兵的前线统帅，必须尽快返回上京，否则必将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处于绝对劣势。
“南朝京城近在咫尺，破城只在旦夕之间！此时撤军，岂不前功尽弃？”银术可扼腕道，他渴望攻破汴京，掳掠这座传说中的富庶之城。
完颜宗翰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焦躁与不甘。他何尝不想一举踏平汴梁，建立不世之功？但现实是残酷的。蔡攸西军的顽强抵抗让他损失不小，攻城并非易事。更重要的是，时间不站在他这边。他必须抢在其他人（如东路军的宗望旧部，或其他宗室）之前回到上京。
“攻城耗时日久，且伤亡必大。”宗翰冷声道，既是对部下解释，也是说服自己，“如今南朝已成惊弓之鸟，不如借此良机，逼其签订城下之盟，索取最大利益，然后携此大功，风风光光回师上京！如此，汗位岂不更有把握？”
策略既定，金军的态度陡然转变。他们停止了大规模攻城，却将营寨推进至更近的距离，骑兵日夜巡梭，耀武扬威。同时，宗翰派使者至汴京城下，并非劝降，而是“议和”。但议和的条件，却苛刻到令人发指，如同一份最后的通牒：
割地： 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将河北、河东大片战略要地拱手让人。
赔款： 赔偿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帛百万匹！这是一个足以掏空北宋数十年国库的天文数字。
称臣： 尊金帝为伯父，自居侄皇帝，行君臣之礼。
人质： 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随金军北返。
这些条件传回汴京，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汴京城内，垂拱殿上，争论已至白热化。龙椅上的宋钦宗赵桓，面色惨白，眼神游移，巨大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一边是城外虎视眈眈的金军和这份屈辱到极点的和约，另一边是殿内吵作一团的文武大臣。
以少宰张邦昌、太宰李邦彦、以及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了绝对上风。他们被金军的兵威和西郊战场的惨状彻底吓破了胆。
“陛下！”张邦昌涕泪交加，伏地泣诉，“金虏势大，兵锋锐不可当！蔡攸虽侥幸击退其一阵，然我精锐尽失，汴京已成孤城！若再不议和，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宗庙倾颓，臣等死不足惜，然陛下与太上皇何以自处？天下苍生何辜啊！”他将拒绝和议的后果描绘得无比恐怖。
李邦彦接口道：“张相所言极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暂避其锋，许以金帛土地，使其退兵。我朝正可借此喘息之机，休养生息，整顿武备，以待来时。若一味逞强，如李纲、宗泽辈所倡，岂非以卵击石，置陛下于险地？”
秦桧则显得更为“理性”，他分析道：“金虏索要虽苛，然土地可复，金帛可再积，唯宗庙社稷不可失！且闻其国内有变（指阿骨打死讯），急于北返，此正是我讨价还价之机。接受和议，乃忍辱负重，保全江山之上策也！”他巧妙地将屈膝投降包装成了“战略忍耐”。
这些言论，深深击中了钦宗内心最深的恐惧——亡国，以及亡国之君的悲惨下场。他本就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在主和派如潮的攻势和城外实实在在的军事威胁下，内心的天平迅速倾斜。
而主战派的声音，则显得如此微弱和“不合时宜”。李纲虽被排挤，仍奋力抗辩：“陛下！金虏条款，乃亡国之约！三镇乃国家屏障，割之则门户洞开；巨额赔款，乃刮骨吸髓，民不堪命！尊虏为伯，国体何存？今日屈膝，他日必索求无度，直至社稷沦亡！当坚守待援，激励军民，与虏死战，方有生机！”
宗泽亦上书，痛陈利害，指出金军内部已有变故，急于退兵，正是反击之时，万不可自毁长城。
然而，他们的声音被主和派的喧嚣所淹没。主和派甚至暗中散布谣言，污蔑李纲、宗泽等人“欲挟兵自重”、“逞一己之勇而误国”，将他们塑造成不顾君父安危、不识大体的莽夫。西郊血战中左翼的溃退，也被歪曲为宗泽指挥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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