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结党营私案
深秋的紫宸殿浸在沉郁的寒气里，檐角铜铃被北风卷得呜咽作响，如泣如诉，像是为殿内即将掀起的风波预警。
张尧佐身着一身织金锦袍，双手高举着一叠泛黄的书信，尖利的嗓音划破殿内的肃穆：“陛下！沈砚之身为参知政事，却暗中勾结范、吕旧党与王介甫新党，此乃其与司马光、王安石的往来密信！字里行间皆是‘借新法之力’‘循旧制而行’的悖逆之言，分明是脚踩两条船，意图专权乱政，恳请陛下严惩！”
殿内文武百官屏息凝神，目光齐刷刷聚焦在那叠书信上。保守派官员面带窃喜，新党成员则面露忧色——仁宗朝党争初露端倪，“结党”二字形同利刃，一旦被扣上此等罪名，纵有百口也难辩清白。要知道，仁宗素来忌惮朝臣结党营私，此前范仲淹、富弼推行庆历新政，便因被指“结党”而被迫罢官，新政夭折的教训犹在眼前。
沈砚之站在班列之首，青色官袍在肃杀的气氛中愈发显得沉稳。他看着张尧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看着那些被刻意拼凑的书信，忽然想起三日前在相府书房，幕僚慌张来报“张大人派人夜探书房”时，自己正与司马光对着一幅《渭水古渠图》商议修缮细节。张尧佐自恃外戚身份，近年屡次谋求宣徽使等职，皆因沈砚之据理力争而未能如愿，此次显然是怀恨在心，蓄意构陷。
“陛下，”沈砚之上前一步，靴底踏在金砖上发出沉闷而坚定的声响，目光坦荡如秋水，“臣请陛下细看这些‘罪证’。”他从内侍手中接过书信，展开其中一页，“这句‘修渠可借新法之力’，是臣与司马光论及渭水古渠时所言——古渠自汉唐沿用至今，年久失修，堤岸多处溃损，每逢汛期便威胁沿岸万亩良田。王安石新法中‘农田水利法’倡导官府借贷、百姓出力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之策更可解民夫短缺之困，此乃为节省民力、造福百姓，何来勾结之谈？”
他又翻到另一页，指着王安石的笔迹：“‘古渠修缮需依旧制’，是因古渠基石乃前朝匠人精筑，质地坚硬，历经百年而不毁。臣与王大人实地勘察三趟，发现部分堤段若贸然拆改，恐致整体溃堤，故商定‘旧基新筑’之策，既循旧制之稳固，又纳新法之灵便。这字字句句，皆是为渠岸稳固、百姓安宁，何来专权之说？”
张尧佐厉声打断：“强词夺理！与旧党议旧制，与新党谈新法，非结党而何？庆历年间范仲淹结党乱政之祸，陛下难道忘了吗？”
“若论结党，”沈砚之忽然扬声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带着几分坦荡与凛然，“臣确实在结党——与‘百姓’结党！”他从袖中取出另一叠纸，厚度远超张尧佐手中的书信，“陛下请看，这些是臣与开封乡老张老汉的往来书信，议的是如何改进晾晒之法，让新谷不霉变；这是与洛阳农妇李氏的家书，问的是棉籽如何选种、如何育苗才能多产棉；还有这封，是黄河河工王虎所书，详细列明了汛期前需加固的堤段，连哪处夯土疏松、哪处需补栽杞柳都写得一清二楚。”
他将百姓书信举过头顶，纸张因殿外灌入的风微微颤动，上面的墨迹或浓或淡，有的是工整小楷，有的是歪歪扭扭的俗体字，却都透着一股滚烫的真诚：“张大人说臣脚踩两条船，臣却以为，为官当如黄河堤岸，左护良田，右护城郭，哪边关乎民生，便向哪边倾斜。司马光精研经史、通晓古渠构造，臣便与他论水利；王安石洞察农情、深知农贷利弊，臣便与他商农策——若非心系百姓，谁愿费这笔墨功夫，与山野村夫、河工农妇鸿雁往来？”
殿内鸦雀无声，连北风都似停了片刻。新党核心王安石出列附议：“陛下，沈相所言句句属实！臣与沈相议事，从未涉及党争派系，只论‘如何让青苗法不扰农’‘如何让赋税更均平’。此前商议陕西路农贷，沈相坚持‘取息不过二分’，还要求官府亲自核验农户收成，避免豪强兼并，这些卷宗皆可佐证！”
旧党元老司马光亦上前一步，沉声道：“臣可作证，渭水古渠修缮方案，沈相前后与臣推敲三月，改了七稿。最初方案需征调民夫三万，沈相不忍百姓抛家舍业，反复核算后，改用‘官府雇役’与‘百姓自愿投工’相结合之法，虽多耗官银五千贯，却少征徭役一月，惠及沿岸五县百姓。若此等行事也算‘专权’，那朝中当无‘忠良’二字！”
仁宗坐在龙椅上，手指轻叩扶手，目光在沈砚之、张尧佐与那两叠书信间流转。他素来仁厚，却也深知官场险恶，党争之害。忽然想起去年黄河春汛，沈砚之带病守在滑州堤坝七日七夜，传回京城的奏报里，字里行间都是“水势已稳”“百姓安堵”，绝无半句邀功之语；想起淑贤女学的女子们织出的“便民布”，价比绸缎低廉数倍，却结实耐穿，让贫家百姓也能穿得暖，宫中嫔妃闲谈时都说“这是沈夫人的功德”；更想起沈砚之任参知政事以来，屡次拒绝同僚的请托，连皇后为张尧佐说情，都被他以“外戚干政，于国不利”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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