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十公里沿海岸线行进。左手是陡峭的悬崖,右手是咆哮的大西洋。风很大,吹得人几乎站不稳。背包比想象中更沉,肩带勒进肉里,每走一步都是折磨。三小时后,郝大的脚底磨出了第一个水泡。
他找了个背风的岩石坐下,用针挑破水泡,涂上药膏。疼痛让他清醒——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没有瞬间移动,没有超能力,只有一步接一步的跋涉。他想起自己可以轻易用能力治愈这个水泡,甚至可以直接瞬移到今晚的露营地。但他没有。
傍晚时分,他抵达计划中的第一个露营地——一个面朝大海的小山谷。支帐篷时笨手笨脚,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勉强弄稳。生火更是个挑战,潮湿的木柴怎么也点不着。最后还是一位路过的南非老人帮他生起了火。
老人叫约瑟夫,七十多岁,每周都会来这条海岸线散步。“我走了四十年,”他说,“每次走的感觉都不一样。年轻时想征服它,中年时想理解它,现在……现在只是陪着它。”
他们分享了一锅简单的炖菜。约瑟夫指着远处的海平面:“你知道为什么人们要走长路吗?不是因为路在那里,而是因为自己在这里。走远了,才能看清自己站的位置。”
那天夜里,郝大躺在帐篷里,听着海浪声,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孤独”的含义——不是没有人陪伴的寂寞,而是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星光从帐篷的纱窗渗进来,他想起荒岛上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漫天星辰。但那时他恐惧孤独,现在他开始学习与孤独共处。
第一周是最难熬的。肌肉酸痛,脚上的水泡破了又起,饮食习惯的差异让他肠胃不适。有无数次,他几乎要动用能力减轻痛苦。但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离开前女人们的眼神——那不是挽留,而是信任。她们信任他能完成这场与自己的对话。
第二周开始,身体逐渐适应。疼痛还在,但不再难以忍受。他开始注意到以前忽略的细节:晨露在蛛网上折射出的彩虹,岩缝里顽强开出的野花,沙地上蜥蜴爬过的痕迹。他每天走二十到三十公里,速度不快,但坚持不停。
第三周,他进入了赛德贝格地区。这里的地貌变得荒凉,红色砂岩在阳光下像燃烧的火焰。水源变得稀缺,他必须严格按照地图标注的点补充水。一天中午,他在一片岩荫下休息时,遇到了一个放羊的科伊桑族少年。
少年不会说英语,但用手势邀请郝大分享他的午餐——几块烤根茎和一小袋发酵的奶。作为回报,郝大给了他一些巧克力和牛肉干。两人用手势和笑容交流了一下午,临走时少年送给郝大一块打磨过的红色石头,上面有天然形成的螺旋纹路。
“他说这是‘旅途之眼’,会保佑你不迷路。”一个路过的向导翻译了少年的话,“科伊桑人相信,每个长途旅行者都需要一只眼睛看路,一只眼睛看自己。”
郝大把石头系在背包上。从那以后,每当感到疲惫或迷茫,他都会摸摸这块温润的石头。
一个月后,他抵达了第一个重要节点——奥兰治河,南非与纳米比亚的界河。河水浑浊湍急,渡船要三天后才来。他在河边营地遇到了几个同路者:来自挪威的艾娃,她正在为环保组织收集沿途生态数据;来自巴西的卡洛斯,他要用三年时间走完全程,为儿童癌症基金会筹款;还有来自日本的佐藤老先生——就是在青年旅舍擦登山杖的那位。
“您走了两年?”郝大问。
“两年三个月零五天。”佐藤精确地说,“从开罗开始。我六十八岁了,想在七十岁前完成这件事。”
“为什么?”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望向河对岸:“我妻子五年前去世了。最后那段时间,她一直在说想去看看世界。我说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但她没有好起来。”他摸了摸胸前的吊坠,里面是妻子的照片,“现在我带着她一起走。”
那天傍晚,几个人围坐在篝火旁分享食物和故事。艾娃说起她在刚果雨林目睹的非法伐木,卡洛斯讲巴西贫民窟里孩子们对徒步照片的向往,佐藤则分享了穿越撒哈拉时遇到的游牧民族。郝大听着,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生命抛出的问题。
轮到他时,他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提及超能力,而是说了自己内心的困惑——关于责任、欲望、爱,以及如何在拥有力量的同时保持清醒。
“力量啊……”佐藤慢慢拨弄着火堆,“我年轻时空手道打得很好,能劈断十块木板。但我师父说,真正的力量不是你能打破什么,而是你能保护什么,以及……你能不打破什么。”
那天夜里郝大失眠了。他走出帐篷,看见艾娃独自坐在河边,笔记本屏幕的微光照亮她的脸。她正在整理白天拍摄的植物照片。
“睡不着?”艾娃抬头。
“在想一些事情。”郝大在她旁边坐下,“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做很多事,他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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