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输血与再造——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使命与困境
萨勒卡默什的灾难性消息传到柏林和德军总参谋部时,引起的不仅是震惊,更是一种“果不其然”的忧虑和必须立即干预的紧迫感。德国早已深度介入奥斯曼的军事体系。其中最着名、影响最深远的,便是由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率领的德国军事代表团。
利曼·冯·桑德斯使命:早在1913年底,应奥斯曼政府请求,一个庞大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其公开任务是帮助奥斯曼帝国“整饬军队”,实则旨在全面掌控其军事机器。利曼将军被任命为奥斯曼第一军军长,并负责守卫至关重要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区。这一任命曾引发俄国的强烈抗议,几乎酿成外交危机,凸显了奥斯曼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大国在此的激烈角逐。战争爆发后,利曼及其团队的角色从顾问迅速转变为实际指挥者。他们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部队、改组后勤体系,并直接指挥关键战役。
桑德斯的困境与挑战:然而,德国顾问团面临的任务艰巨无比。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百病缠身”的奥斯曼军队:
· 装备的万国牌与匮乏: 奥斯曼陆军装备杂乱,口径不一,弹药补充极其困难。火炮数量少且陈旧,机枪更是稀缺资源。德国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但这需要穿越被协约国海军威胁的地中海或绕道中立国,运输线漫长而脆弱。
· 后勤体系的崩溃: 如萨勒卡默什所暴露的,奥斯曼的后勤体系近乎原始。德国顾问不得不从零开始,帮助建立现代化的补给、运输和医疗系统,但这非一日之功。
· 军官团的素质参差: 奥斯曼军官中虽不乏优秀者(如凯末尔),但整体上缺乏现代战争的训练和参谋作业能力。德国顾问需要同时扮演教官、指挥官甚至基层军官的角色,常常陷入与奥斯曼同僚的权力摩擦和文化隔阂之中。
· 士兵的坚韧与局限: 德国军官普遍赞赏奥斯曼普通士兵的勇敢、耐苦和虔诚,但也哀叹其教育水平低下,难以掌握复杂的技术兵器,且因营养不良和疾病,非战斗减员率始终居高不下。
尽管困难重重,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无疑是奥斯曼军队能在战争中坚持四年之久的关键因素。他们成功地在加里波利组织了一场辉煌的防御战,暂时挽救了帝国的命运;他们帮助重建了在高加索遭受重创的部队;他们试图将德军的效率、纪律和组织模式,强行注入奥斯曼这具古老而孱弱的躯体。
第三章:钢铁与金马克——德国经济与工业的全面输血
除了军事顾问,德国的援助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和金钱上。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输血,旨在维持奥斯曼帝国不至于因失血过多而迅速崩溃。
· 财政援助: 奥斯曼帝国财政早已破产。战争爆发后,德国提供了巨额贷款和黄金,以稳定其货币,支付军费,购买物资。这些贷款往往以奥斯曼的未来税收或特许权为抵押,进一步加深了其经济附庸地位。
· 武器与装备的供应: 从毛瑟步枪、克虏伯大炮到MG08机枪,从军服、军靴到电话、电缆,德国成为奥斯曼军队最主要的装备来源地。甚至后来连奥斯曼士兵佩戴的“恩维尔耶”帽(Kabalak),其样式也深受德国军帽影响。建立和维护通往奥斯曼的补给线(如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铁路,或突破封锁的潜艇运输),本身就成了德国战争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基础设施与技术援助: 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被大量派遣,帮助维护和运营巴格达铁路的关键路段、港口设施、电报系统以及兵工厂。他们试图在奥斯曼建立一个能够支持现代战争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尽管成效有限。
· 对奥斯曼战争经济的整合: 德国资本和公司深度介入奥斯曼的战时经济,控制关键资源的开采(如埃尔加尼铜矿)、粮食的征集与分配,甚至试图发行由德国控制的货币。
这种全方位的经济捆绑,使得奥斯曼帝国在战争期间越来越依赖于德国的“脐带”供血。德国则希望通过这种深度控制,不仅赢得战争,更能在战后牢牢掌握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实现其“中欧帝国”向近东的延伸。
第四章:意识形态的武器——“圣战”的召唤与现实的局限
威廉二世及其战略家们手中,还握有一张他们认为可能具有颠覆性力量的牌——意识形态武器,即利用奥斯曼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发动一场全球性的穆斯林“圣战”(Jihad),以打击英、法、俄这三个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殖民帝国。
· 德皇的“穆斯林保护者”角色: 威廉二世自诩为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保护者,这一形象在战时被刻意放大。德国宣传机构制作了大量宣传品,以奥斯曼苏丹的名义,号召英属印度、埃及、法属北非、俄属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起来反抗其殖民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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