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白厅的震怒
1915年3月13日，伦敦，海军部大楼第三层。
午后三时的阳光透过哥特式拱窗，在桃花心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却无法驱散房间内凝重的气氛。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勋爵站在巨幅北海海图前，背脊挺直如军舰桅杆，尽管他已经七十四岁。
办公室内弥漫着雪茄、旧羊皮纸和焦虑混合的气味。墙上的船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在敲打紧绷的神经。
“一万一千人。”费舍尔的声音冰冷如二月北海的海水，他枯瘦的手指重重戳在地图上新沙佩勒的位置，“阵亡、失踪、被俘。两个师的精锐，四十八小时内化为乌有。先生们，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陆军最耻辱的失败。”
他转过身，鹰隼般的目光扫过房间里的众人：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海军作战部长亨利·杰克逊爵士、大舰队司令约翰·杰利科上将的代表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德雷尔少将，以及十几名高级参谋。
丘吉尔从口中取下雪茄，任由烟雾在阳光下盘旋上升。这位四十岁的政治家兼海军统帅面色阴沉，眼袋深重——他已经在海军部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
“更糟的是战略态势，约翰。”丘吉尔走到海图前，用雪茄指着比利时海岸线，“德军现在控制了拉巴塞运河全线。这里，距离加莱港只有三十五英里。一旦他们在佛兰德斯海岸获得一个深水港……”
“那么整个英吉利海峡的航运都将暴露在德国潜艇的獠牙之下。”费舍尔接过话头，手指沿着海岸线滑动，“从加莱出发，U艇六小时可抵达多佛海峡，十二小时抵达泰晤士河口。伦敦的粮食供应、军队运输、工业原料——全部成为靶子。”
房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战略含义：英国是个岛国，海运是生命线。如果德国控制海峡一侧的港口，英国将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杰克逊爵士清了清嗓子：“陆军承诺会发动反击，夺回失地……”
“承诺？”费舍尔尖锐地打断，“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还承诺新沙佩勒会是决定性突破呢！结果呢？现在政界和媒体的压力——”他指向窗外白厅街的方向，“——已经让首相不得不召开战时内阁紧急会议。自由党那些和平主义者正在鼓噪，保守党质疑战争指挥，就连我们的盟友法国也开始动摇。”
丘吉尔重新点燃雪茄：“阿瑟（首相阿斯奎斯特）需要一场胜利，或者至少是强有力的回应，来稳定局势。陆军的溃败必须得到补偿，而且要快，要壮观，要让民众看见帝国仍然强大。”
费舍尔冷笑：“政客们只关心头条新闻和民意支持率。”但他随即正色道，“但你说得对，温斯顿。皇家海军必须行动，而且要行动得让全世界都能看见。”
他走到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前，按响了桌上的黄铜铃铛。几乎同时，门被推开，一名年轻的海军少尉肃立。
“通知第一战列巡洋舰分舰队指挥官戴维·贝蒂中将，海军作战计划委员会全体成员，一小时后在‘橡木厅’紧急会议。”费舍尔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还有，让海军情报处把过去七十二小时内德国海军在比利时海岸的所有活动报告整理出来。我要知道他们每个港口每艘船的位置。”
“是，勋爵阁下！”
少尉快步离开。费舍尔转向众人：“先生们，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一个能让德国人记住、让法国人安心、让英国人骄傲的计划。但首先……”
他走到窗前，望着白厅街上匆忙的行人——公务员、军官、信使、偶尔走过的戴面纱的妇女。这座帝国的心脏仍在跳动，但费舍尔能感觉到某种微妙的变化：自信的动摇，不安的蔓延。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皇家海军正面临开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德国公海舰队虽然躲在威廉港不敢出来，但他们的潜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的岸防工事越来越坚固。而我们，”他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必须证明，大洋仍然是皇家海军的领地。”
第二章：贝蒂的野望
3月14日上午8时，多佛海峡以北三十海里。
英国皇家海军“狮子”号战列巡洋舰破浪前行，四根烟囱喷吐出滚滚浓烟，在灰蒙蒙的海面上拖出长长的轨迹。这艘排水量两万六千吨的钢铁巨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装备八门13.5英寸主炮，航速可达27节。
在“狮子”号高耸的舰桥上，戴维·贝蒂中将正手持蔡司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东南方向的地平线。这位四十四岁的海军将领有着典型的帝国军人形象：笔挺的深蓝色将官制服，精心修剪的小胡子，锐利如鹰的眼神。但他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外表，而是那种几乎肉眼可见的野心——对荣耀、对胜利、对青史留名的渴望。
“天气在好转，长官。”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查特菲尔德上校走到他身边，“气象官预测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比利时海岸区域能见度将超过十海里，风速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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