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平壤国际文化馆内，一场规模不大却备受瞩目的“朝鲜轻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展”悄然揭幕。这是朝方首次系统展示与中方合作以来的建设成就，也隐含着向国内保守势力和外部观察者（尤其是苏联）展示“自力更生与友好合作并行”成果的意味。
展台中央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平壤第二被服厂生产的系列产品：从笔挺的军官呢大衣、缩水率极低的冬季常服，到款式新颖（按当时标准）的民用夹克、衬衫，甚至还有几套借鉴欧洲样式改进的连衣裙。每件产品旁都附有详细的技术说明卡，重点标注了采用“中朝联合攻关工艺”解决的诸如缩水、变形、色牢度等关键指标。另一侧，咸兴橡胶厂的新型耐油密封件和清津厂改进后的矿山传送带样品，也吸引了不少专业参观者的目光。
朝方轻工业省副相亲自陪同各国使节和专家参观。当来到服装展区时，他特意拿起一件做工精良的男式夹克，向在场的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伊万诺夫介绍：“伊万诺夫同志，这是我们应用了中国同志协助制定的新工艺标准生产的产品，在耐用性和外观上都有显着提升，已经成功出口到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伊万诺夫接过夹克，仔细检视缝线、拉链和内衬，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锐利。他听出了副相声调中的自豪，也看到了周围其他东欧国家外交官和技术人员眼中的赞赏与好奇。这种赞赏，显然不是针对苏联援助的传统模式。他放下夹克，用一贯严肃的语气说：“做工确实有改进。不过，社会主义工业的优势，更应体现在重型机械和尖端技术上。轻工业的繁荣，不能以牺牲重工业投入为代价。”
这话既是说给朝方听，也像是一句飘向在场中国参展人员（程佩珊作为技术顾问在列）的告诫。程佩珊站在稍远处，面带微笑，仿佛没听见，心中却了然：苏联人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并非来自军事或政治，而是来自一种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质量”和“效率”的示范效应。这“蒸汽”，已经让冰层上的人感到了温度。
展览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不仅东欧国家表现出浓厚的采购兴趣，连苏联远东地区贸易公司的代表，也私下向朝方询问某些产品的价格和供货可能。朝方上下信心大增，对中方的依赖和信任进一步加深。
展览结束当晚，程佩珊接到了朴成浩紧急转来的一个消息：苏联远东某边境贸易公司的一名代表，通过朝方中间人，非常隐晦地表示，他们对展览上那种厚呢大衣和工装夹克“很感兴趣”，询问是否有“小批量、非正式渠道”供货的可能性，并暗示可以用“某些地区富余的工业原材料或老旧设备”进行交换，前提是“不通过官方贸易账户，不留下正式记录”。
这简直是“北风计划”在朝鲜的翻版，但披上了朝方中间人的外衣，显得更“间接”了一些。程佩珊立刻意识到，平壤项目产生的“蒸汽”，不仅吸引了东欧，竟然也通过朝方的渠道，主动引来了苏联内部的需求！她不敢怠慢，连夜将情况加密报告沈阳。
当平壤的“蒸汽”开始升腾时，大连的“本营”里，一场围绕“二手设备”的攻坚战正进入白热化。
李云龙从霍启明转来的、源自“安德烈”渠道的那些西欧二手印染设备信息中，结合程佩珊从平壤传回的东欧技术资料，敏锐地锁定了两个目标：一台据说状态尚可的德国产二手平网印花机，和一台英国产旧式简纱染色机。这两样设备，对于提升大连试点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和质量档次，具有关键意义。单纯依靠香港的来料加工，面料花色受制于人，利润大头被拿走。如果自己能掌握印染环节，哪怕只是初级水平，主动权将大大增加。
获取渠道成了难题。通过霍启明的正规商业渠道询价，对方要么报价虚高，要么对设备真实状态语焉不详，且运输、保险、售后一片空白。李云龙想起了赵刚“慎用暗哨”的指示，但眼下正规渠道走不通，而那台德国印花机的信息又太过诱人。
他决定冒一次险，但把风险控制在最低。他让霍启明通过费尔南多先生那条线，以“东南亚某华商”的名义，向“安德烈”方面传递一个极其模糊的意向：“对之前提供的印花机信息有兴趣，但需确认设备现存地点、可查验性及最终离岸价格。可用硬通货（美元）或等值紧俏消费品结算。”
这一次，“安德烈”的回应快得惊人，且直接了许多。回复不再是匿名信，而是一封从奥地利维也纳寄出的商业信函，落款是一家听起来很正经的“欧洲工业设备调剂公司”。信中提供了那台印花机在西德一家已关闭的纺织厂仓库里的具体地址和照片更多、更清晰，声称拥有合法处置文件，可以安排买方代表（需具备工程师资质）前往查验，价格面议，但强调“只接受瑞士银行现金或黄金交易，不涉及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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