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一下子把交易层级和风险都抬高了。直接派人去西德？用现金或黄金？这远远超出了李云龙甚至赵刚最初的设想和风险承受能力。
“他娘的，这是要玩真的，还是个大坑？”李云龙拿着霍启明转来的信件副本，在办公室里踱步。设备是真的，机会也是真的，但风险高得吓人。派人出去，政治审查、身份掩护、资金安全、交易过程中的意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灾难。
他再次请示赵刚。赵刚的回复经过反复权衡：“设备确实关键。但此渠道风险极高，不可作为主要依赖。可采取‘借船出海’策略。” 他指示：一、绝不从国内直接派人，可尝试通过霍家在欧洲的商业伙伴或可信的第三方（如奥地利那家公司本身，如果查证属实）代为查验，我方支付查验费用并获取详细报告。二、同时，通过香港其他正规贸易公司，同步寻找同类二手设备的其他来源，货比三家，分散风险。三、筹备资金，但要确保来源和转移路径绝对安全，且必须设备确认无误、运抵香港或某个安全第三方港口后方可支付大部分款项。
就在大连方面为这台德国印花机绞尽脑汁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设备来源出现了——波兰。
程佩珊在平壤与一位来参观展览的波兰轻工业部门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闲谈中，对方抱怨波兰纺织厂正在淘汰一批五十年代初从西欧引进的旧设备，包括一些走锭细纱机和旧式剑杆织机，状态尚可，但能耗高、自动化程度低，波兰希望用它们换取一些急需的日用消费品，比如……高质量的服装和床上用品。他半开玩笑地对程佩珊说：“如果中国同志有兴趣，我们可以用这些‘老家伙’换你们的‘新衣服’，各取所需。”
说者或许无心，听者有意。程佩珊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比“安德烈”那条暗线更安全、更直接的设备获取渠道！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种易货贸易属于“兄弟国家间的经济互助”，政治风险小，且有正式渠道可循。她立刻将这个信息报回。
赵刚接到消息，精神大振。这正中下怀！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轻工品，去换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淘汰的、但对我们而言仍属先进的二手设备，既符合“明桥”策略，又能实实在在提升基础工业能力。他立刻指示：由程佩珊牵线，通过正式外交和外贸渠道，与波兰方面接触，探讨以“服装、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易货波兰二手纺织设备”的具体方案。大连试点要做好接收和消化这批设备的准备。同时，德国印花机的线索也不放弃，但要严格按照“借船出海”、多重验证的方案谨慎推进。
设备引进还在博弈中，大连试点内部的“海鸥计划”却捷报频传。
在成功仿制“海鸥一号”扣夹后，“技术革新小组”在谭师傅带领下，将目标瞄准了更复杂的高速平缝机核心零件——旋梭和挑线杆组件。他们没有精密机床，就用土办法：手工研磨、靠模加工、自制简易检测台。从沈阳一家研究所请来的退休工程师，带来了基础的金属热处理知识。经过近百次失败，他们最终用优质合金钢锻造、经过特殊热处理的“海鸥二号”旋梭，在测试中达到了进口原装件八成五的寿命和稳定性！虽然产量极低，成本甚至高于进口，但其象征意义和积累的技术经验无法估量。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消化那台台湾钉扣机技术时，一位年轻技术员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既然我们能仿制扣夹，能不能把它的自动送扣原理，用到其他工序上？比如，自动送裤钩？小组立刻试验，利用废旧零件和简易气动装置（从工厂报废设备上拆的），竟然捣鼓出一台土得掉渣但确实能用的“半自动裤钩钉扣机”，效率比手工提高了三倍！
李云龙乐得合不拢嘴，把这两样成果连同之前的产品样品，打包寄给了正在香港的霍启明，嘱咐他：“给老郑（郑裕昌）看看，也给其他潜在客户瞧瞧！告诉他们，咱们大连不仅能按样生产，还能自己琢磨改进设备、提高质量！问问他们，有没有更复杂、利润更高的订单，比如需要特殊工艺的时装？”
“海鸥”的翅膀虽然稚嫩，但已经开始扇动。霍启明将样品和资料展示给“大昌”的郑裕昌和“联发”的吴老板，两人都十分惊讶。郑裕昌尤其对那个土制裤钩机感兴趣，他正为一款出口到英国的男裤订单中手工钉裤钩效率低、质量不稳而发愁。“如果这个机器真能稳定工作，我可以把这款裤子的订单全部放到大连，单价可以提高百分之五。”他当场表态。
然而，订单增长的喜悦很快被产能不足的焦虑冲淡。大连试点现有的四条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新的订单，尤其是波兰易货贸易可能带来的大批量服装需求，如同悬在头顶的盛宴，却因“碗”不够大而无法承接。
扩建生产线，需要更多设备、更多厂房、更多熟练工人。设备可以指望波兰的二手货和可能的德国印花机，但厂房和工人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李云龙打报告要求扩建厂区、增招工人，却遇到了计划体制的刚性约束：土地指标、建筑用料、招工名额，都卡在市的计划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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