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寒雾散去后，来自北方的“回响”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微妙。初春，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多条渠道的信息碎片便汇集到沈阳赵刚的案头。
首先是程佩珊从平壤发回的密报。新任苏联驻朝鲜经济专家彼得罗夫（一位比伊万诺夫更年轻、举止更“开放”的技术官僚）在与朝方人员交流时，“偶然”提及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质皮毛制品和特色食品罐头”需求旺盛，并询问朝方“作为友好邻邦”，是否了解这些产品的具体产能和工艺特点。彼得罗夫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机会，他个人很想“以学者身份”参观一下中国的轻工业工厂，“学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有限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验”。
几乎是同时，霍启明从香港转来一份经过多层中转、来源模糊的西欧商业简报摘要。简报中提到，瑞士和西德的几家中小型贸易公司，近期收到了一些来自“东欧伙伴”的询盘，询问能否提供“符合欧洲市场准入基本标准的成衣、皮革制品和加工食品”，并特别注明了“无需最新款式，但要求工艺扎实、质量稳定、价格有竞争力”。询盘中隐约提到了“苏联渠道推荐”的字样。这几家西欧公司对此颇感兴趣，正在寻找可靠的供货方。
最直接的反馈，则来自维也纳那条线。“米哈伊尔”通过加密商业信道传来信息，对“天鹅”收音机和“北疆”服装样品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其“品质超出了对远东地区工业品的普遍预期”。他随信附上了一份扩大了的、分类更细的设备与技术资料交换清单。清单分为三部分：
1. A类（“诚意加深回报”）：包括更多型号的苏联/东德电子测量仪器、一批新型号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样品（注明“实验剩余”）、以及几套机械传动部件精密图纸（来自苏联汽车厂）。
2. B类（“阶段性易货目标”）：提出了用五千台“天鹅”收音机、两万件“北疆”高档服装、五万罐特色食品，交换一台乌克兰哈尔科夫厂生产的旧式但完好的中型立式车床、一套**东德蔡司厂的二手光学测量仪器、以及一批波兰产的新型工业控制继电器。
3. C类（“远期合作展望”）：含糊地提到，如果前两阶段合作顺利，且中方能证明其轻工品“具备稳定进入欧洲市场的潜力”，苏方愿意“探讨”协助中方获取一些“西欧国家限制出口的、非最敏感的二手精密加工设备信息”，甚至可以为中方产品“经苏联渠道转口至某些特定市场”提供“有限的便利”。
这份清单，如同一份精心设计的菜单，诱惑层层递进。A类是甜点，B类是主菜，C类则是描绘出的、遥远但诱人的盛宴愿景。其背后的意图也昭然若揭：用A类稳住中方，用B类获取更大利益，用C类吊住胃口，并最终将中国的轻工业产能和外贸渠道，部分纳入苏联自己的国际商业网络和情报搜集体系。
“好大的胃口！”李云龙看着译电，冷笑，“又想拿咱们当血库，又想当咱们的管家婆！那台立式车床倒是好东西，还有蔡司的仪器……可这代价也不小，还要帮他们把货卖到欧洲去？”
赵刚沉吟良久，手指在清单上轻轻敲击。“对方的战略意图很清晰，也很有耐心。他们看到了我们产品的价值，不仅想换东西，更想摸清我们的底细，甚至影响我们的产业和外贸方向。”他抬起头，目光锐利，“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目标。立式车床、光学仪器、新型继电器，都是我们急需的。至于欧洲市场……这未必是坏事。”
他铺开一张世界地图。“苏联人想当二道贩子，赚差价、摸情报。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借船出海。用我们的产品，通过他们的渠道进入欧洲，哪怕最初只是极小规模、贴着‘苏联经手’标签的试水，也是我们独立品牌和产品力的一次跨境检验。更重要的是，”他的手指点在东欧位置，“**我们要利用苏联人的‘热心’，加速我们与东欧国家的直接贸易谈判。既然苏联人自己都在帮我们‘宣传’，我们正好可以拿着这个当敲门砖，直接去找波兰、捷克、匈牙利谈：‘看，你们的老大哥都觉得我们的东西好，愿意帮我们卖。咱们兄弟之间，是不是可以建立更直接、更优惠的易货渠道？’”
“同时，”赵刚继续道，“对苏联的清单，我们要分层应对，区别对待。A类，可以适当满足，保持联系热度。B类，要重点谈判，那台车床和蔡司仪器是核心目标，必须拿下，但服装、收音机、罐头的数量和交付节奏，要由我们控制，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C类……”他顿了顿，“保持接触，但绝不承诺，更不以任何形式让渡我们的外贸自主权。可以表示对‘设备信息’感兴趣，愿意用更多轻工品交换，但‘转口便利’必须基于纯粹商业原则，且我们保留随时选择其他渠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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