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北大荒，天气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是烈日晴空，下一秒便可能乌云压顶。丁伟最担心的秋涝，以一种迅猛而暴烈的方式，提前到来了。
八月中旬，连续三天的瓢泼大雨，将刚刚挺过干旱的田野再次泡进了水里。原本就脆弱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沟满壕平，浑浊的泥水漫过田埂，肆意流淌。低洼地块的大豆田，植株下半截浸在泥水里，叶片迅速黄化；一些坡地上的麦田，则因水土流失严重，露出了浅表的根系。风雨交加中，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出现了倒伏。
农建一师师部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团的告急声几乎要将屋顶掀翻。
“师长！我们团三营的四百亩大豆田全淹了！水排不出去！”
“师长！五连的麦子倒了一大片！风太大了！”
“首长！通往七团的道路被冲断了，运粮车过不去！”
丁伟脸色铁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如瀑布般的雨幕和天地间一片混沌。他拳头攥紧，骨节发白。抗旱的艰辛尚未完全消退，涝灾又接踵而至。这就是大自然给拓荒者的下马威，毫不留情。
“慌什么！天还没塌！”他猛地转身，声音压过了风雨声和嘈杂的报告声，“孙振标！传我命令：第一，所有团营连干部，立即到一线组织排涝！能挖沟挖沟，能疏通疏通，想尽一切办法把明水排出去！第二，组织突击队，抢救倒伏的庄稼，能扶的扶，扶不起来的做好标记，准备人工收割！第三，后勤部门立即检查仓库和临时住房，严防漏雨和倒塌，确保人员、种子、口粮安全！第四，通讯班保持线路畅通，各团每两小时汇报一次情况！”
命令带着铁与火的意志传达下去。顷刻间，成千上万的战士和支边青年，穿着简陋的雨具，甚至很多人就直接淋在雨里，扛着铁锹、镐头，冲进了风雨交加的田野。他们挖开堵塞的沟渠，加高田埂，用脸盆、水桶往外舀水。在倒伏的麦田里，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沾满泥浆的麦秆一簇簇扶起，用草绳或秸秆勉强捆扎固定。
丁伟也戴上斗笠，披上雨布，冲进了离师部最近的一片受灾麦田。泥浆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他和战士们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扶起倒伏的麦子，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快！这边！把这条沟再挖深点！”他哑着嗓子指挥，亲自挥动铁锹。冰冷的雨水和沉重的劳作，让他旧伤的部位隐隐作痛，但他浑然不觉。
孟教授带着技术组的人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仔细观察水淹情况和作物受损程度，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对淹水时间过长、肯定无救的地块，果断放弃排水，留待日后补种或翻耕；对倒伏但穗头未沾泥的，优先抢救。
这场与秋雨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两天一夜。雨势稍歇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满身泥泞。损失已经造成：初步统计，受淹面积超过五万亩，其中近万亩绝收；倒伏面积三万余亩，减产已成定局。丰收的希望，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浇灭了大半。
疲惫和沮丧的情绪开始在垦区蔓延。辛劳了近半年，眼看果实即将到手，却被一场大雨夺走，这种打击是沉重的。
就在这个士气低迷的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雨停后的第三天，负责在黑龙江边一个新建了望点执勤的战士，在江边浅滩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和绳索捆绑得严严实实的木箱。箱子不大，但很沉重，上面没有任何标识。战士警觉地将情况逐级上报。
箱子被小心地运到师部。丁伟、孙振标、以及保卫科的同志在场，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没有信件，只有几样东西：十几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农业技术书籍**（主要是俄文和日文，关于土壤学、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几卷用油纸包裹的农作物种子（附有简单的拉丁文标签，似乎是某些小麦、玉米的品种），几件小巧的金属农具样品如改良的镰刀头、嫁接刀，以及一小包用玻璃瓶装着的、标签模糊的白色粉末（后来经孟教授初步判断，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无机盐肥料或土壤调理剂）。
东西都很旧，像是珍藏多年的物品。它们的出现方式，充满了神秘和风险。
“对岸过来的？”孙振标低声问，神色严峻。
丁伟拿起一本俄文土壤学书籍，翻开发黄的扉页，上面有用钢笔写的一行娟秀的俄文名字和日期，大约是三十年代的。他沉默良久。这些东西，显然不是官方渠道来的，更可能是某个或某些对岸的、或许曾是农业专家或相关人士，以一种极为隐蔽和冒险的方式传递过来的。是示好？是试探？还是别的什么？
“全部封存，登记造册。”丁伟最终下令，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书籍和种子，交给孟教授，只做技术参考和研究，严格保密，不得外传，更不得扩大知晓范围。农具样品和那包粉末，也交给技术组分析。此事仅限于在场人员知道，严禁扩散。保卫科写一份详细报告，密封后直送沈阳赵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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