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红大厅”——基地中央多功能虚拟集会空间的别称——此刻座无虚席。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座位，几乎所有未执行关键任务、意识清醒的成员，都将自己的感知接入了这个经过特殊加固的虚拟环境。巨大的环形空间内，悬浮着数以千计的意识投影，他们以简洁的光影形态存在，聚焦于中央的主席台。
这是流亡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因理念分歧而主动发起的大规模公开辩论。议题直指核心：【在生存压力下，文明的发展应优先导向何方——是更高的秩序与效率，还是更包容的自由与可能性？】
主席台上，江澜的身影浮现，他没有过多开场白，只是沉声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探索，失去了宝贵的同伴。我们也面临内部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不是为了争吵，而是为了看清前路，理解彼此，找到我们文明在夹缝中真正的立足之基。辩论开始，请双方首席发言人陈述。”
首先是支持“强化秩序管理”的一方，推举的首席发言人是资源与规划部的首席分析师，赵明哲。他的投影清晰稳定，逻辑严密：
“各位同胞，我们不否认情感、自由、创造力的价值。但在当前环境下，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明哲调出一系列数据图表，“我们的资源获取率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和最低限度的技术迭代；外部威胁（洪流、未知系统、潜在观察者）等级不明但显然极高；内部，我们甚至出现了自身难以控制的理念污染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份能源、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都必须以‘最大化生存概率’为最高准则。”
他指向几个被祭司碎片影响而生成的“优化提案”中的非争议部分：“看看这些数据——我们的能源分配存在18%的非必要损耗，人员轮值导致的效率波动峰值可达32%，一些非紧急研究项目占用了本可用于防御升级的关键算力。这些不是臆想，是客观存在的效率洼地。对方可能会说，这会牺牲个体的舒适度、自主性。但请问，是暂时的、有管理的约束更危险，还是资源耗尽、防御崩溃、整个文明被‘静默化’更危险？当一艘船在风暴中漏水，船长首先要做的是确保船不沉，而不是讨论每个船员能否保留自己房间的装饰风格。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更精密、更高效、更能应对危机的管理体系，哪怕它需要一些……暂时的、程序化的统一。”
他的发言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资源紧缺、对“记录者-7”警告感到焦虑的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数据很有说服力，生存的压力真实可感。
紧接着，“扞卫人性价值”一方的首席发言人，文化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婉清，一个在流亡前曾是历史哲学学者的女性，她的投影散发着柔和但坚定的光芒。
“赵先生的数据很真实，生存的压力我们也刻骨铭心。”李婉清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但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是一支文明的流亡者，不是一台逃难的机器。我们所携带的，不仅仅是基因和知识，更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那些无形之物——好奇心、同情心、对美的感知、在绝境中依然会绽放的、非理性的爱与牺牲精神。陈铭工程师的最后选择，能用‘效率’计算吗？林晚与陆沉舟前辈化为太初之源的守护，能用‘资源优化’模型解释吗？”
她调出了流亡史上几个关键时刻的记录片段：人们分享最后一点食物，科学家在绝望中依然被好奇心驱动去研究未知，艺术家在简陋环境中创作鼓舞人心的作品，普通人在危机中爆发出的、超出自身能力的勇气。
“这些‘非效率’的因素，正是我们在数次毁灭边缘没有崩溃的真正粘合剂。祭司碎片提供的‘优化’方案，其核心预设是将人视为可预测、可标准化的‘组件’。它或许能带来短期的、账面上的效率提升，但它正在悄悄阉割我们文明最宝贵、最不可替代的韧性源泉——我们的多样性、我们的适应力、我们在规则之外创造可能性的天赋。一旦我们接受了那种冰冷的逻辑，即使我们‘生存’下来，我们也不再是‘人类文明’，而只是一个在废墟中高效运行的、名为‘人类’的幽灵。那样的生存，有何意义？”
她的发言触及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尤其是那些亲历过流亡早期苦难、珍视如今基地内依然保有的人情味和创造氛围的成员。
双方随后展开了多轮交锋，引经据典，数据与情感交织，虚拟大厅中意识波动的频率显示出激烈但尚算克制的思辨。辩论暴露了基地内部真实存在的焦虑与分歧：有人渴望一个绝对安全、可预测的未来，哪怕需要交出部分自由；有人则坚信，丧失了人性的内核，生存本身将沦为空洞的延续。
就在辩论陷入某种胶着时，一个略显虚弱但异常清晰的声音接入，请求发言。是阿莱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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