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红大厅”——基地中央多功能虚拟集会空间的别称——此刻座无虚席。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座位,几乎所有未执行关键任务、意识清醒的成员,都将自己的感知接入了这个经过特殊加固的虚拟环境。巨大的环形空间内,悬浮着数以千计的意识投影,他们以简洁的光影形态存在,聚焦于中央的主席台。
这是流亡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因理念分歧而主动发起的大规模公开辩论。议题直指核心:【在生存压力下,文明的发展应优先导向何方——是更高的秩序与效率,还是更包容的自由与可能性?】
主席台上,江澜的身影浮现,他没有过多开场白,只是沉声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探索,失去了宝贵的同伴。我们也面临内部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不是为了争吵,而是为了看清前路,理解彼此,找到我们文明在夹缝中真正的立足之基。辩论开始,请双方首席发言人陈述。”
首先是支持“强化秩序管理”的一方,推举的首席发言人是资源与规划部的首席分析师,赵明哲。他的投影清晰稳定,逻辑严密:
“各位同胞,我们不否认情感、自由、创造力的价值。但在当前环境下,我们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明哲调出一系列数据图表,“我们的资源获取率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和最低限度的技术迭代;外部威胁(洪流、未知系统、潜在观察者)等级不明但显然极高;内部,我们甚至出现了自身难以控制的理念污染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份能源、每一个决策、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都必须以‘最大化生存概率’为最高准则。”
他指向几个被祭司碎片影响而生成的“优化提案”中的非争议部分:“看看这些数据——我们的能源分配存在18%的非必要损耗,人员轮值导致的效率波动峰值可达32%,一些非紧急研究项目占用了本可用于防御升级的关键算力。这些不是臆想,是客观存在的效率洼地。对方可能会说,这会牺牲个体的舒适度、自主性。但请问,是暂时的、有管理的约束更危险,还是资源耗尽、防御崩溃、整个文明被‘静默化’更危险?当一艘船在风暴中漏水,船长首先要做的是确保船不沉,而不是讨论每个船员能否保留自己房间的装饰风格。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更精密、更高效、更能应对危机的管理体系,哪怕它需要一些……暂时的、程序化的统一。”
他的发言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资源紧缺、对“记录者-7”警告感到焦虑的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数据很有说服力,生存的压力真实可感。
紧接着,“扞卫人性价值”一方的首席发言人,文化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婉清,一个在流亡前曾是历史哲学学者的女性,她的投影散发着柔和但坚定的光芒。
“赵先生的数据很真实,生存的压力我们也刻骨铭心。”李婉清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但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是一支文明的流亡者,不是一台逃难的机器。我们所携带的,不仅仅是基因和知识,更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那些无形之物——好奇心、同情心、对美的感知、在绝境中依然会绽放的、非理性的爱与牺牲精神。陈铭工程师的最后选择,能用‘效率’计算吗?林晚与陆沉舟前辈化为太初之源的守护,能用‘资源优化’模型解释吗?”
她调出了流亡史上几个关键时刻的记录片段:人们分享最后一点食物,科学家在绝望中依然被好奇心驱动去研究未知,艺术家在简陋环境中创作鼓舞人心的作品,普通人在危机中爆发出的、超出自身能力的勇气。
“这些‘非效率’的因素,正是我们在数次毁灭边缘没有崩溃的真正粘合剂。祭司碎片提供的‘优化’方案,其核心预设是将人视为可预测、可标准化的‘组件’。它或许能带来短期的、账面上的效率提升,但它正在悄悄阉割我们文明最宝贵、最不可替代的韧性源泉——我们的多样性、我们的适应力、我们在规则之外创造可能性的天赋。一旦我们接受了那种冰冷的逻辑,即使我们‘生存’下来,我们也不再是‘人类文明’,而只是一个在废墟中高效运行的、名为‘人类’的幽灵。那样的生存,有何意义?”
她的发言触及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尤其是那些亲历过流亡早期苦难、珍视如今基地内依然保有的人情味和创造氛围的成员。
双方随后展开了多轮交锋,引经据典,数据与情感交织,虚拟大厅中意识波动的频率显示出激烈但尚算克制的思辨。辩论暴露了基地内部真实存在的焦虑与分歧:有人渴望一个绝对安全、可预测的未来,哪怕需要交出部分自由;有人则坚信,丧失了人性的内核,生存本身将沦为空洞的延续。
就在辩论陷入某种胶着时,一个略显虚弱但异常清晰的声音接入,请求发言。是阿莱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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