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末，南方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冷意，淅淅沥沥打在青石板路上，却没浇灭清溪县的热闹劲儿。秋收的稻穗刚入仓，“林默”这个名字就像晒透了的稻谷，在县镇乡村间滚得发烫——先是帮着红星村搞起农机互助组，让亩产提了两成；又带着技术员改良了脱粒机，让农民少在田里泡半个月；就连邻乡的老农都揣着煮鸡蛋往清溪跑，只为见一眼“能让机器替人干活”的年轻人。
县府大院的梧桐叶落了满地，县长办公室的门却关得严实。班子成员围着长桌坐了一圈，桌上摊着全县的农业报表，最显眼的一行是“农机普及率不足15%”。县长手指敲着报表，声音沉得很：“秋收大家都看见了，有农机的村，秋收快了三天，损耗少了一成。现在农民盼农机，就像盼雨似的，这个‘全县农机现代化推广项目’，必须交给能扛事的人。”
没人反驳。沉默了半分钟，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先开了口：“林默这小伙子，懂技术，还能跟农民聊到一块儿去——红星村那几个老顽固，原先说‘机器不如牛’，现在见了林默都喊‘林技术员’。项目交给他，农民那边先顺了一半。”
这话像投了颗石子，满屋子的人都点起头。最后县长拍了板：“就定林默。启动资金批十万，人事调动权给他，他要谁配合，咱们一路绿灯。”
十万块的数额，让屋里静了一瞬。1984年的清溪县，工人月薪才三十多块，县城里最好的砖瓦房一套也才两千块，十万块能买下半个供销社的货。当天下午，县长把林默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文件，指尖在“项目负责人”那一栏按了按：“小林，这不是普通的差事——各村要建农机服务点，得摸清每家每户的田亩数；要从省农机厂引进南方水田能用的小型收割机，得跟厂家谈价格、谈售后；还要搞‘农机合作社’，让没钱买农机的农民能租着用……这每一步，都踩着农民的收成。”
林默接过文件，纸页上还带着油墨的温度，却沉得像块铅。他想起红星村的李大爷，秋收时蹲在田埂上擦汗，说“要是有机器，我老婆子就不用在水里泡着割稻了”；想起隔壁乡的王婶，因为脱粒机坏了，稻穗在雨里捂出了霉点，坐在田埂上哭。他攥紧了文件，指节泛白：“县长放心，我肯定把事做好，不辜负您，更不辜负农民。”
任命下来的第二天，林默就带着两个技术员扎进了各村。白天跟着农民踩田埂，记下水田的坡度、泥泞程度——南方的水田跟北方不一样，田块小，还多高低差，普通收割机进去容易陷；晚上就在村小学的教室里画图纸，琢磨怎么改收割机的履带。不到一周，他们就摸出了全县的农机需求清单：红星村、向阳村离县城近，适合先建服务点；河湾村的田最散，得优先配小型收割机；山坳里的几个村路不好，得先修一段农机道。
方案改了三稿，林默才带着文件去省城。省农机局在市中心的老办公楼里，红砖墙爬满了爬山虎，门口的石狮子被雨水淋得发黑。林默提前打了电话，说要申请配套设备支持，接电话的秘书说“王副局长负责审批，你直接过来就行”。他揣着方案，心里还揣着股热乎劲——只要省局批了设备，服务点就能动工，农民开春就能用上新机器。
可到了省农机局，热乎劲先凉了半截。秘书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接过方案扫了两眼，就往抽屉里一塞：“王副局长忙着呢，你先回去等消息。”
林默愣了：“同志，我提前约好的，方案里还有几个细节想跟王副局长汇报——咱们县的水田情况特殊，设备参数得调整，不然运回去用不了。”
秘书抬了抬眼皮，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王局说了，你们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资质不足，扛不起这么大的推广项目。方案先压着，等研究再说。”
“资质不足？”林默皱起眉，“我们县去年刚通过省农业厅的技术评估，而且秋收时已经用农机完成了三个乡的收割，怎么会资质不足？”
他想再追问，秘书却站起来，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王局要开个会，你别在这儿耽误事了。下次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确认。”
林默站在走廊里，冷风吹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他后颈发僵。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办公室里传来打字机的“哒哒”声。他不甘心，连着三天都往省农机局跑，每次都被秘书拦在门外——第一天说“王局去开会了”，第二天说“王局去考察了”，第三天更直接，秘书连门都没让他进，隔着铁栅栏说“王局没时间见你，你别再来了”。
林默坐在省农机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犯了嘀咕：审批再严，也不至于连方案都不看一眼；就算资质有问题，至少也该当面说清楚。他掏出兜里的系统面板——这是他穿越过来时带的“金手指”，能调取人物的关联信息，之前帮着查过劣质农机配件的来源，这次实在没辙，只能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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