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惠的家在苓雅区一栋四层老旧公寓的三楼，阳台的铁窗锈蚀严重，外墙磁砖因长期潮湿而斑驳脱落。作为一名退休历史教师，她的住所堆满了书籍——不仅是书架，连走道、餐桌、甚至部分地板都被书山占据，只留下勉强通行的狭窄路径。
下午两点十分，门铃声响起。王美惠从一堆泛黄的日据时期档案中抬起头，推了推老花眼镜。她今年七十三岁，头发全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身穿简单的棉质衬衫和长裤，手腕上戴着一串木制念珠。
透过猫眼，她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外，神色紧张，不断左右张望。
“哪位？”她没有立即开门。
“王老师吗？我是李振文，周世昌先生介绍来的。”门外的男人压低声音，“关于...关于您收藏的一片特殊鳞片。”
王美惠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她确实收藏了一片黑色鳞片，那是五年前在六龟乡一个旧货市场淘到的，卖家说那是“山地人的古董”。作为一名专精台湾原住民历史的学者，她自然知道排湾族的太阳卵生神话，但从未将那鳞片与保龙传说直接联系起来——直到三天前，她开始做那些奇怪的梦。
“周世昌怎么没来？”她问，手悄悄伸向门后的木棍。独居老人的必备防身工具。
“他...不方便，”李振文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王老师，请开门。事情很紧急，关乎您的安全。”
王美惠犹豫片刻，还是打开了门锁，但挂上防盗链，只留一条缝隙。“什么鳞片？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李振文举起左手，拉起袖子，露出那个首尾相连的蛇形印记。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那印记似乎在微微蠕动，像活物般盘踞在他皮肤上。
王美惠倒吸一口冷气。“你也有...”
“您也有，对吗？”李振文急切地问，“手腕上，或者身上其他地方。一个蛇形的印记，看起来像纹身但又不是。”
王美惠缓缓拉下左袖，露出手腕。那里确实有一个类似的印记，但比李振文的更浅，更模糊，像刚形成的瘀青。
“进来说。”她终于解开防盗链。
李振文挤进屋内，立即被书海的规模震撼。这不是普通的藏书，而是有系统的档案库，按年代、主题分类，标签工整。空气中弥漫着旧纸、樟脑丸和某种草药混合的奇特气味。
“坐，”王美惠指向一张勉强清空的椅子，“茶还是水？”
“水就好，谢谢。”李振文坐下，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视房间。他的视线被墙角一个玻璃展示柜吸引，柜内铺着黑色天鹅绒，中央正是那片黑色鳞片，旁边还放着放大镜、尺和一本摊开的笔记。
王美惠注意到他的视线。“那就是你说的鳞片。我研究它五年了，最初以为是某种仪式用具，可能是排湾族巫师的法器。但最近...”她递给他一杯水，“最近它开始‘活跃’起来。”
“活跃？”李振文接过水杯，手微微颤抖。
“会移动，”王美惠平静地说，仿佛在讨论天气，“不是每天，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听到它敲击玻璃的声音。还有那些纹路——”她指向鳞片，“——在变化。最初的图案很简单，只是普通的蛇鳞纹理。但现在，你看。”
李振文走近展示柜。鳞片上的图案确实复杂得惊人：不仅有一条盘绕巨蛇和发光卵的清晰画面，周围还多了许多细节——跪拜的人形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从原住民传统服饰到日据时期的校服，甚至到现代的T恤牛仔裤。
“它在记录，”王美惠站在他身边，“记录所有注视过它的人，所有研究过它的人。我，之前的收藏者，更早之前的持有者...我们都在上面留下了痕迹。”
李振文感到一阵寒意。“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这不是普通文物，”王美惠转身走向书桌，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本皮革装订的手抄本，“我原本以为是，直到三天前收到这封信。”
她把信递给李振文。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模糊，但还能辨认是1937年从台东寄出的。信纸脆得几乎一碰就碎，上面是工整的日文毛笔字。
“这是...”李振文看不懂日文。
“我翻译了，”王美惠递来另一张纸，上面是她手写的中文译文，“写信者叫中村健一，日本殖民时期的民俗学者。1936年，他在排湾族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时，从一个老巫师那里得到一片‘黑色蛇鳞’。巫师警告他，这是‘太阳之子的鳞片’，带有‘沉睡者的记忆’，如果过度研究，会‘唤醒不该醒来的东西’。”
李振文快速阅读译文。中村在信中详细描述了研究鳞片后的异常现象：梦境中出现巨蛇，家中有不明刮擦声，研究的笔记会自己改变内容。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在皮肤上发现黑色纹路，就像“墨水从血管内部渗出”。
“中村最后怎么样了？”李振文问。
“信没说完，”王美惠指着最后几行，“他说他决定把鳞片寄给台北的一位同事，希望‘科学方法能解释这些现象’。但从邮戳看，这封信1937年寄出，而根据我的查证，中村健一在1938年突然从所有记录中消失，官方档案说是‘因病返乡’，但日本那边的记录显示他从未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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