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土在凤山住了三年。
三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事。学会了种甘蔗，学会了熬糖，学会了辨认哪种土质种出来的甘蔗最甜。他的脚底结了厚厚的茧，踩在碎石子路上也不觉得疼。他的手心也结了茧，握锄头握出来的，粗糙得像砂纸。他不再是那个从漳州来的、瘦得像竹竿的看牛郎了。他壮了，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了皱纹，像两条小鱼在太阳底下晒干了的痕迹。
但他没有学会忘记。
每年三月，甘蔗收成之后，他都会请几天假，沿着二赞行溪走回诸罗城。李福从不问他去做什么，只是在他走之前塞给他几个饭团，说一句“路上小心”。陈阿土接过饭团，点点头，就走了。
他走的路线和三年前一模一样——从凤山出发，沿着官道往北，过了竹仔港，过了阿公店，过了二赞行溪的渡口，然后拐进那条通往诸罗城的小路。全程七八十里，要走两天一夜。第一天的黄昏，他会在二赞行溪的溪畔停下来，坐在那块巨石上，看着溪水发一会儿呆。然后继续走，走到天黑，在路边的土地公庙里睡一觉，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
诸罗城变了。三年前那一夜之后，县衙塌了一半，周应龙和白师爷失踪了，整个县城乱了好一阵子。后来上头派了新知县来，重新修了县衙，整顿了秩序，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城里的百姓大多不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记得地震了，很大很大的地震，把县衙震塌了，把周知县和白师爷埋在了里面。尸体没找到，大概是压得太深了。官府也就这么报了——地震，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
陈阿土每次听到这个说法，都想笑。但他笑不出来。
他进城之后，不会多停留。他穿过街市，走过那些卖菜卖肉的摊子，走过那间他曾经买过草料的草料行，走到县衙后门的那条巷子里。那条巷子还在，但县衙的后门被封了，用砖头砌了一堵墙，墙上爬满了藤蔓。他站在墙前面，看着那些藤蔓，站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他来的真正目的，不在城里。在城外。在大腹地。
大腹地这三年也变了。李福说，自从那一夜之后，大腹地里的怪声音就再也没有了。当地的蔗农壮着胆子进去过，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芒草，荆棘，几棵歪歪扭扭的树，和一块奇怪的石头。那块石头很大，比人还高，形状像一头牛——不，不是像牛，是像一头比牛还大的东西。一头长着猪一样的脸、竹编纹路的耳朵、爬虫类的爪子的东西。
但那是石头。灰白色的、冰冷的、沉默的石头。有人说那是西拉雅人留下的石像，有人说那是天然形成的奇石，有人说那是土地公显灵。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除了陈阿土。
陈阿土每次来大腹地，都会在那块石头前面坐很久。他从不在晚上来——他不需要在晚上来。他在白天来，坐在石头前面，背靠着石像那条仅剩的、残缺的前腿，望着天空发呆。
石像很凉。即使在盛夏最热的时候，它也是凉的。那种凉不是普通的凉，是那种——从里面透出来的、沉甸甸的、像一整个冬天的重量都压在那里的凉。但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黄昏最后一缕阳光照在石像的左眼位置的时候，比如深夜月光透过云层洒在石像的耳朵上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一丝温热。很微弱，像一个人的呼吸，像一颗快要停止跳动的心脏，像一根暗金色的牛毛在水底发出的光。
他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他的想象。但他选择相信那是真的。
这一次，他坐在石头前面，从中午坐到了傍晚。太阳从头顶慢慢滑到西边，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石像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芒草丛中，像一个巨大的、沉睡的姿势。
“又过了一年了。”陈阿土说，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干枯的芒草，“今年的甘蔗收成不错。李头家说要给我加薪。我说不用，够用就好。他说我这个人没出息，有钱不要。”
他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饭团，掰成两半，一半放在石像前面，一半自己咬了一口。
“这是李头家做的饭团，里面包了咸菜和肉。你尝尝。虽然你可能尝不到——你是石头嘛，石头又不吃饭。但意思到了就好。”
他嚼着饭团，望着远处的蔗田。夕阳把蔗田染成金红色，一片一片的，像铺了一地的铜板。有白鹭鸶从田里飞起来，翅膀在夕阳下闪着光，像两片会飞的贝壳。
“你知道吗，”他说，“李头家今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李安。他说希望这孩子平平安安的。我说这个名字好，简单，好记。他说你是不是在敷衍我。我说不是，真心觉得好。”
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还有一件事，”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昨晚又做了那个梦。梦到那片大水，水齐腰深，很冷。四周都是雾。但这次水里没有那个东西，雾里也没有人走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水里，站在那个木牌沉下去的地方。木牌还在溪底，陷在淤泥里，但它不发光了。只是一块普通的木头，被虫子蛀过的，快要烂掉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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