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成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抓紧休整,让战士们吃饱睡好。”
三路纵队陆续抵达,扎西镇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炊烟袅袅升起,歌声此起彼伏。百姓们最初有些紧张地张望,但看到红军战士纪律严明、帮老乡挑水扫地,便渐渐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这支传说中的队伍。
军团部堂屋内,秋成、黄苏、邓萍刚碰头,还没来得及汇总各纵队情况,门外便传来了警卫战士的报告声:
“报告!外面有几个人,自称是‘川南游击支队’的,要求见首长!”
堂屋内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讶。
“快请进来!”秋成立刻道。
门帘掀开,走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四十岁上下,面庞黝黑消瘦,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着长期在山林斗争中磨砺出的锐利和坚韧。他身上的灰色旧军装打着补丁,绑腿沾满泥浆,但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身后两人年纪稍轻,同样精悍,警惕地打量着屋内环境。
中年汉子目光扫过秋成三人,最后落在秋成身上——或许是因为秋成站在中间,或许是因为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指挥员气质。他上前一步,挺直腰板,抬手敬了一个并不标准但极其郑重的军礼:
“报告首长!川南游击支队负责人,刘干臣!”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这位是余泽鸿同志,我们支队的政委。”
秋成心中一震。刘干臣!余泽鸿!这两个名字,在他那段模糊的“记忆”里,与“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斗争”、“壮烈牺牲”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立刻回礼,上前握住刘干臣粗糙冰冷的手:“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我是红八军团长秋成,这是政委黄苏,参谋长邓萍。快请坐!警卫员,倒热水来!”
刘干臣和余泽鸿显然没料到红军主力部队的首长如此热情,略显拘谨地在长凳上坐下。热水端上来,两人捧着粗瓷碗,手微微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激动的。
“首长,”刘干臣喝了口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开门见山,“我们……是来讲困难的。”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掩饰的痛苦和愤懑:
“中央红军主力过境后,我们按照指示,留在川南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开始还好,打了几个小胜仗,在上个月我们在兴文珙县交界地的大石磐遭遇川军,损失惨重……一个月前,我们的司令员,王逸涛……他叛变了!”
堂屋内空气骤然一凝。
“他带着一部分队伍,投了川军,把我们的活动规律、据点位置、人员名单,全出卖了!”刘干臣的手紧紧攥着碗,指节发白,“川军和民团联合围剿,我们被打散了……牺牲了很多同志。现在,支队还能联系的,不到三百人,缺粮缺弹,伤病员没药治……,还有不少主力留在当地的伤员。”
余泽鸿接口,声音同样沙哑:“不止我们。黔北游击队那边,也因为敌人压力太大,被迫转移到了川南,情况也很困难。我们两家现在合在一起,东躲西藏”
“我们打探到主力再次进川南,就带队伍赶来了。”
秋成沉默地听着,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王逸涛叛变……游击队的困境……这一切,与他“记忆”中的片段严酷地吻合。历史上,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坚持,最终几乎全部牺牲。
他看着眼前这两位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却目光坚定的同志,仿佛看到了未来那场漫山遍野的血火,看到了那些高呼着口号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年轻生命。
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他胸中翻涌——带他们走!改变他们的命运!不能让他们留在这里,走向那个已知的、悲壮的结局!
黄苏和邓萍也眉头紧锁,显然在权衡利弊。
刘干臣见三位首长沉默,眼中期待的光芒微微黯淡,但他还是努力挺直脊梁:“军团长,我们知道主力也有困难。我们不求别的,只求……能给点粮食,给点药品,再给几杆枪,让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在了秋成心上。
他深吸一口气,看向黄苏和邓萍。两人也看向他,眼神复杂。
“这样,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先安排游击队的同志们吃饱饭,我们讨论一下你们的安排,单纯的枪支、粮食是没问题的,放心。”
“多谢军团长”
刘文启带着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双双离去安排游击队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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