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红军主力前锋进入云南。
连日急行军，部队如利剑般刺入滇东。平彝（今富源）、罗平相继被红军轻取。云南王龙云为防堵红军入滇，已将主力调往黔滇边境，腹地顿显空虚。红军抓住战机，毫不恋战，以惊人的速度穿州过县。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面临一个紧迫的困难：缺乏详细的军用地图。部队仅有的简略行政区划图无法清晰标注金沙江渡口和行进路线，行军很大程度上依赖询问向导，不仅效率低下，还时常走冤枉路。
转机发生在4月27日。当天下午，中央军委纵队的先遣侦察分队行进至曲靖县城以西约十公里的关下村（也称缅甸坡）附近时，发现一辆从昆明方向驶来的军用汽车。随部队行动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立即下令拦截。几声枪响击毁汽车轮胎后，红军战士迅速包围车辆并俘虏了车上人员。
经审讯，被俘的军官是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副官。原来，薛岳率中央军尾追红军入滇后，同样因没有云南详图而行动困难，便向“云南王”龙云求援。龙云本打算用飞机运送，但因飞行员生病，只好改为汽车押送，不料正好撞入了红军的行进路线。
清查车辆的结果让红军喜出望外。车上除了龙云赠予薛岳的云南白药、普洱茶、宣威火腿等物品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二十份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这种比例的军用地图在当时属于详尽的作战地图，上面精确标注了山川、道路与渡口。
当晚，缴获的地图被送至曲靖三元宫的红军总部。首长们饶有兴致地谈论此事，幽默地称敌人是称职的“运输大队长”，红军缺什么就送什么。
笑言：“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今天红军打算入川，有龙云‘献’地图。”
地图清晰地揭示了金沙江沿岸龙街、洪门、皎平渡等数个渡口的具体位置和通行路线。会议迅速研究确定了抢渡金沙江的具体行动方案。次日（4月30日）凌晨，中央签发了《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马龙、寻甸、嵩明……红军身影如风掠过。当龙云在昆明城内惊闻红军已逼近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在昆明东北郊外虚晃一枪，大张旗鼓佯攻，吓得龙云急令守城部队收缩，紧闭城门，急令孙渡率军回援。然而红军真正的意图并非昆明，大队人马在城外迅速转向西北，直扑那条波涛汹涌的大江——金沙江。
红一军团取道禄劝、武定、元谋，以强行军速度扑向金沙江南岸的龙街渡；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则经思力坝、马鹿塘，目标指向洪门渡；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主力沿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一线秘密行进。
真正的关键一击，落在了一支精干部队身上。
五月三日深夜，禄劝县皎平渡口。金沙江水在月色下翻滚着暗沉的光。总参谋长亲自指挥干部团一部，于漆黑中悄然下水，偷渡成功。北岸守敌一个连猝不及防，被迅速全歼。随即，川军两个团闻讯赶来增援，遭到红军迎头痛击，溃退而去。此战俘敌六百余人，完全控制了皎平渡口。
更关键的是，在当地百姓的倾力帮助下，红军在渡口附近找到了六只破旧但尚可使用的木船。
渡江指挥部在硝烟未散的北岸迅速成立。陈云受命担任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统筹调度渡江事宜。
然而，渡江并非一帆风顺。龙街渡口江面宽阔，敌机频繁骚扰，架设浮桥困难重重；洪门渡则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小船难行。野战军司令部审时度势，果断调整部署。
五月五日，电令飞传：
“军委纵队本日已渡河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8号下午渡江。”命令同时严令红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河完毕。”
压力与希望，同时压在了那六只小小的木船上。
从五月三日至五月九日，皎平渡口成了决定红军命运的生命线。
六只木船，在经验丰富的老船工和红军工兵的操作下，日夜不停，往返于惊涛骇浪之间。军委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除第十三团按计划从洪门渡渡江）……数万红军将士，依靠这六叶扁舟，井然有序地渡过天险金沙江。
江水奔腾，舟楫往复。对岸，川军虽不断调兵，但在红军顽强阻击和迅疾渡江行动面前，始终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扑。当最后一支部队在北岸登陆，毁掉船只时，蒋介石调集的滇军、川军追兵主力，才刚刚赶到南岸，只能望江兴叹。
红军主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就在主力红军于皎平渡创造奇迹的同时，远在滇东北扎西的红八军团，也开始了自己的西进之路。
四月二十六日，经过两天紧张休整和整编，红八军团九千余人拔营起寨。他们没有径直南下追赶主力，而是按照秋成已经上报、并经中央许可的方案，沿着川滇边界，向川西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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