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西装内袋摸出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各种技术路线图。
“不过国内企业现阶段连 C/S架构都没吃透，分布式系统确实像在沙滩上建高楼。”
他的语气里带着某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前沿技术的敏锐，又有对现实土壤的无奈。
我想起他开的“软件工程前沿”选修课，第一次课就放了段硅谷程序员在 Sun工作站前打乒乓球的录像，说“真正的技术创新都藏在咖啡渍和台球声里”。
此刻他望向窗外的校办机房，那里还摆着几台笨重的 DEC小型机，与他笔记本上的 Java applet草图形成荒诞的对比。
“等等。”
徐教授伸手接过资料，老花镜滑到鼻尖，“你怎么查到这些的？”
“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用教育网专线连的斯坦福镜像站。”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逐渐平稳，“上周我在那里下载了二十多篇相关论文，发现分布式架构在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模型已经成型。”
陈教授突然笑了：“当年我们做计算机时，谁能想到现在能用鼠标点来点去？小徐啊，咱们得给年轻人留点试错的空间。”
他的搪瓷杯底轻叩桌面，发出浑浊的响声。
徐教授沉默了五分钟，这比我在机房跑通第一个分布式程序的时间还漫长。
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拭镜片：“这样吧，答辩可以继续，但你必须在结论部分增加对国内网络环境的可行性分析。”
他的目光扫过我衬衫上的墨迹——那是昨天修改代码时蹭到的。
王教授突然指着我的参考文献列表：“你引用了卡内基梅隆的《分布式系统概念与设计》第三版？”
他的表情缓和了些，毕竟这本书是他去年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
“里面提到的时钟同步算法，在拨号网络环境下误差能达到多少毫秒？”
我感到掌心的汗渍渗进论文封面的铜版纸，却也因此镇定下来。
“王老师，我在附录 B做了模拟实验，用 modem模拟 56Kbps链路，测试了 NTP协议在不同网络抖动下的同步精度...”
当说到“网络抖动”时，张教授冲我眨了眨眼，这个在硅谷常用的术语显然让他感到亲切。
徐教授的钢笔突然停在“微软官网”四个字上，像遇到了无法编译的错误。
张教授趁机接过话头：“忠义啊，你还记得 97年我们去北京参加互联网研讨会吗？当时邮电部的人说国内上网用户才 62万，现在呢？”
他掰着手指计算，“CNNIC最新报告已经突破 400万了，技术储备总得超前半步吧？”
他的话里带着加州阳光般的乐观，与徐教授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
我看见王教授悄悄把我的英文文献往自己面前挪了挪，镜片后的目光在 DCOM的接口定义上停留许久。
那个总强调“技术要接地气”的老教授，此刻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
吊扇的叶片在天花板投下晃动的阴影，像极了分布式系统里节点间闪烁的信号灯。
当张教授提到“Windows DNA架构”时，我注意到他衬衫袖口露出的斯坦福校徽纹身。
这个在系里流传已久的传言，此刻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真实。
原来真正的技术分歧，从来都不是保守与冒进的对抗，而是一群在拨号线与光纤之间奔跑的人，对未来不同的丈量方式。
走出答辩室时，夕阳把走廊染成暖橙色。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软盘，里面存着从微软官网下载的DCOM开发指南。
远处传来拨号上网的“滴滴”声，像时代的胎动。
忽然想起徐教授办公室墙上的老照片：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巨型计算机，脸上满是对未知的敬畏。
或许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在教授们的疑虑与代码的闪烁之间，走出那条没人走过的路。
只是当我看见布告栏上“毕业生就业率83.7%”的红榜时，突然想问：当高校的教案还在讲磁盘分区时，硅谷的程序员已经在写Java applet了，这样的时差，要多久才能追上？
雨又下起来了，我把论文抱在胸前，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远处的雷声共振。
1999年的夏天，注定是个潮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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