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西装内袋摸出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各种技术路线图。
“不过国内企业现阶段连 C/S架构都没吃透,分布式系统确实像在沙滩上建高楼。”
他的语气里带着某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前沿技术的敏锐,又有对现实土壤的无奈。
我想起他开的“软件工程前沿”选修课,第一次课就放了段硅谷程序员在 Sun工作站前打乒乓球的录像,说“真正的技术创新都藏在咖啡渍和台球声里”。
此刻他望向窗外的校办机房,那里还摆着几台笨重的 DEC小型机,与他笔记本上的 Java applet草图形成荒诞的对比。
“等等。”
徐教授伸手接过资料,老花镜滑到鼻尖,“你怎么查到这些的?”
“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用教育网专线连的斯坦福镜像站。”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逐渐平稳,“上周我在那里下载了二十多篇相关论文,发现分布式架构在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模型已经成型。”
陈教授突然笑了:“当年我们做计算机时,谁能想到现在能用鼠标点来点去?小徐啊,咱们得给年轻人留点试错的空间。”
他的搪瓷杯底轻叩桌面,发出浑浊的响声。
徐教授沉默了五分钟,这比我在机房跑通第一个分布式程序的时间还漫长。
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拭镜片:“这样吧,答辩可以继续,但你必须在结论部分增加对国内网络环境的可行性分析。”
他的目光扫过我衬衫上的墨迹——那是昨天修改代码时蹭到的。
王教授突然指着我的参考文献列表:“你引用了卡内基梅隆的《分布式系统概念与设计》第三版?”
他的表情缓和了些,毕竟这本书是他去年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
“里面提到的时钟同步算法,在拨号网络环境下误差能达到多少毫秒?”
我感到掌心的汗渍渗进论文封面的铜版纸,却也因此镇定下来。
“王老师,我在附录 B做了模拟实验,用 modem模拟 56Kbps链路,测试了 NTP协议在不同网络抖动下的同步精度...”
当说到“网络抖动”时,张教授冲我眨了眨眼,这个在硅谷常用的术语显然让他感到亲切。
徐教授的钢笔突然停在“微软官网”四个字上,像遇到了无法编译的错误。
张教授趁机接过话头:“忠义啊,你还记得 97年我们去北京参加互联网研讨会吗?当时邮电部的人说国内上网用户才 62万,现在呢?”
他掰着手指计算,“CNNIC最新报告已经突破 400万了,技术储备总得超前半步吧?”
他的话里带着加州阳光般的乐观,与徐教授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
我看见王教授悄悄把我的英文文献往自己面前挪了挪,镜片后的目光在 DCOM的接口定义上停留许久。
那个总强调“技术要接地气”的老教授,此刻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
吊扇的叶片在天花板投下晃动的阴影,像极了分布式系统里节点间闪烁的信号灯。
当张教授提到“Windows DNA架构”时,我注意到他衬衫袖口露出的斯坦福校徽纹身。
这个在系里流传已久的传言,此刻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真实。
原来真正的技术分歧,从来都不是保守与冒进的对抗,而是一群在拨号线与光纤之间奔跑的人,对未来不同的丈量方式。
走出答辩室时,夕阳把走廊染成暖橙色。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软盘,里面存着从微软官网下载的DCOM开发指南。
远处传来拨号上网的“滴滴”声,像时代的胎动。
忽然想起徐教授办公室墙上的老照片: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巨型计算机,脸上满是对未知的敬畏。
或许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在教授们的疑虑与代码的闪烁之间,走出那条没人走过的路。
只是当我看见布告栏上“毕业生就业率83.7%”的红榜时,突然想问:当高校的教案还在讲磁盘分区时,硅谷的程序员已经在写Java applet了,这样的时差,要多久才能追上?
雨又下起来了,我把论文抱在胸前,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远处的雷声共振。
1999年的夏天,注定是个潮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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