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大年初五
我告别了众亲友，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K9277次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摇晃着。
车厢里弥漫着混合着汗味、烟味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气息。
硬座上挤满了归家或远行的旅客。
有的脱了鞋把脚搭在小桌上，有的靠在椅背上昏昏欲睡。
还有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围坐在一起，用方言大声地打着扑克，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小推车“叮叮当当”地从过道推过，售货员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瓜子花生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靠窗的位置上，我紧紧抱着随身的帆布包，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田野，心里满是对广州的期待与忐忑。
这是 2000年的春节，我第一次离开津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
大年初六
早晨六点三十分，火车终于抵达广州站。
刚一踏出车厢，一股湿热的空气便扑面而来，与津城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
我赶紧脱下厚重的外套，露出里面白色的确良衬衣和蓝色长裤。
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来来往往。
有的拉着巨大的蛇皮袋，有的推着装满货物的三轮车。
还有不少人举着写有名字的纸牌，在人群中来回张望。
火车站的建筑略显陈旧，墙面上贴着几张褪色的港星海报。
周围的商铺里，老板们用粤语和普通话交替着招揽生意。
卖炒粉的铁锅在火上滋滋作响，飘来阵阵香气，混杂着汽车尾气，形成了广州独特的味道。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士多找到了公共电话，拨通了张中宇的号码。
“出站后往东走，然后沿着桂花岗路一直往北走，到桂花岗东 1号就行。”
他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一丝熟悉的亲切感。
挂了电话，我拖着笨重的行李箱，沿着桂花岗路慢慢前行。
路上的行人行色匆匆。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商铺，红色的砖墙有些掉皮了，玻璃橱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商品。
老板娘坐在门口，一边织着毛衣，一边看着面前的电视。
当我走到一段相对狭窄的街道时，迎面走来两个彪形大汉。
他们穿着黑色短T，戴着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让，却没想到其中一个人突然撞向我的肩膀，嘴里嘟囔着：“衰仔，行路睇唔到啊？”（小子，走路不看路啊？）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另一个人已经顺手从我上衣口袋里抽走了那张准备买东西的百元大钞。
他们的动作极其娴熟，几乎是在瞬间完成了撞击和抽钱的动作。
然后迅速转身，混入人群中跑开。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手摸向口袋，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
“抢劫！”
我突然反应过来，大喊一声，想要追上去。
可是那两个人早已跑远，只留下我在原地气喘吁吁。
我环顾四周，发现街道上的行人很多。大多只是匆匆看了我一眼，便继续赶路，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冲到旁边的一家商铺，焦急地对老板说：“老板，麻烦让我用一下电话，我被抢劫了！”
没想到老板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摆摆手说：“无电话，你快走啦。”（没有电话，你快走啦）。
我又跑到下一家商铺，得到的却是同样的拒绝。
甚至有一家店主直接把卷帘门拉下了一半，眼神里满是防备。
那一刻，愤怒和无助涌上心头。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孤立无援。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靠近，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后生仔，前面转角有个报警点，你去那里试试啦。”（年轻人，前面转角有个报警点，你去那里试试吧）。
我连忙道谢，拖着行李箱快步往他指的方向走去。
报警点里，两位警察正在值班。
他们耐心地听完我的叙述，便带着我在周围的街道上寻找那两个劫匪。
可是，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们走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却始终没有发现那两个人的踪迹。
途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高个子男人，身形有些相似，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可仔细看了看，又不敢确定，只能无奈地摇头。
警察拍拍我的肩膀说：“算了，小伙子，以后自己小心点，这里流动人口多，难免有坏人。”
大概9点钟的时候，我终于来到了桂花岗东 1号，见到了张中宇。
他一边帮我接过行李箱，一边说：“人没事就好。广州这地方，环境复杂得很，你一个外地人，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别太放在心上。”
暮色染透桂花岗路时，张中宇带我找到了厂区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亭。
红色的塑料听筒还带着前一个人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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