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临共县的十天，是潘岳此生以来最舒爽快乐的日子。县中的豪族轮番上阵，亲身引路、车马陪同，带着他游览遍了汲郡的山山水水，令其成了名副其实的“采风县令”。当然，这采风仅限于对风景考察，并没有实地走访过一个百姓，甚至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共县。不过此乃细枝末节，无人觉得不妥。
然而时间飞速流逝，短暂的快乐即将结束。在第十天的晚宴上，潘岳喝着舞着、乐极生悲，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忧从心起、泣不成声。一辈子做清闲官的潘岳，“想到明天要打工，自然哭如小台风。继而他没等到宴会结束，就在僮仆的搀扶下回到居室，锁上门再也没有出来。诸人亦理解其心事，很快就各自散了，等待这位县尊的明日视事。
在这段时间里，张轨觉得薛琛这个人相对老实直爽，建议潘岳以县令的名义要求其陪同“采风”，后者自然接受了。趁着诸位“大吏”不在的难得机会，他们私下向这位“门下书佐”询问了解了很多当地的居民情况、官吏轶事。虽然薛琛还是有许多话不敢说，但好歹是对不犯官场禁忌的事知无不言，使得他们对当前处境有了一定认识。
晋朝初期（即西晋阶段）的县级官吏，最大的特点是官员的裁撤，其次是吏员的锐减。首先是官员方面，昔日秦汉以来皆有县丞、县尉，作为县令的文武副手，这是沿袭国有丞相、太尉，则县亦当有之的地方独立性传统。然而司马炎接受禅让登基时，深感治下的百姓凋敝、十羊九牧，为了表示要与民更始的决心，简并了州、郡、县三级的地方官僚系统。于是乎县丞、县尉这两个古已有之的重要官位，在这一时期短暂消失了。只剩下县令这个独苗，作为一县之境仅存的“官”，这无疑大大削减了地方上的权力。（参见《晋书·职官志》等，后期恢复见唐代杜佑的《通典》）
滑稽的是，与此同时在朝廷中枢，“三公”扩为“八公”，“九卿”空有其名而僚属增多。尚书省下辖的部门从前朝的“二十三曹”扩到“二十五曹”，继而又扩到“三十六曹”，最后为了表示与地方裁汰亢官的一致性，减了一个变成“三十五曹”，这便是整个中枢各部门的唯一省官事项了。在晋朝的这个特殊时段，恐怕天下所有负责基层治理的郡县官员加起来，也比中枢负责管理他们的官员多不了几倍。最初朝中亦曾说要裁剪亢吏，最后不了了之。形成了上面的清谈官越来越多，下面的实务官越来越少的古怪现象。
吏员的锐减同理且同时。共县有六个乡，在编民户有七千两百户，按照“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的划分标准，属于大县而得以称呼主官为“县令”。它可以享受当下最高的配制标准，有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合计一百一十四人而已。然而按照东汉洛阳县的标准（《后汉书·职官志》），此类大县应有正吏七百九十六人、杂吏五百八十七人，合计一千三百八十三人，它本也不至于少到哪去。一言以蔽之，晋初的县吏比以往锐减了十倍有余，乃至于怎样运行治理职责都成了难题。加上官吏殊途、世家寒门等因素，重压下的县吏都没什么斗志，县官想要执行任务只能各想办法。有的县雇佣编外的吏卒充当帮手，可这造成了此辈的散漫处事，以及不可避免的贪浊。有的县则只好全部任用大族参与吏治，为的是其家中僮仆众多，能够有大批人手帮忙做事。
“半城李、东街王，褚孟刘姜各一乡。就连街头的孩童，都会唱这句歌谣。”当谈及本县的豪族情况时，薛琛笑呵呵得介绍道：“现在的县吏不比从前，唯有他们世家出身的，才能当得久长。此辈有财、有力、有人际，熬个几年调去州郡，成为家族兴盛的希望所系。”
“本县吏情，愿闻其详。”当时张轨请教道。
“唯唯。”薛琛尽量回答，隐藏了些不该说的话。
县吏中的领头羊，即所谓的门下五吏：主簿（协助县令督管一切事物），功曹史（执掌选署功劳、赏罚任免事宜），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门下督盗贼（负责县官安保，统帅县卒，巡逻察禁），兵曹史（即贼曹，管理兵丁征输、士家军户）。此外再加上类似于后世秘书长的，录事史（掌文书，参赞机要），统称为“大吏”。
其下比较重要的，是另外三个主要的“曹”吏：户曹史（掌民户、礼俗、祠祀、农桑等事）、吏曹史（掌官府吏役之调发），法曹史（掌邮驿科程，刑狱罪法事）。以及两个本朝新设的特殊“曹”吏：循行功曹史（监督士人品行、乡民风教）、金仓贼曹史（管理仓库粮食）。再往下的话，就是些并不重要的下层散吏、从吏、杂吏了。
不仅官有品轶，吏也要分三六九等，依次是“史”、“佐”、“干”三个级别。最高的“史”即各曹的负责人，后世加了人字旁而成“使”字。第二等的“佐”顾名思义，是辅佐上官做事的助手，相当于各曹的副手级别。最下层的“干”，则负责具体执行，衍生为后世的“干事”、“干部”等称呼。此外，还有特殊的吏，往名前冠以“小”字，通常作为正吏的副手，例如“小史”、“小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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