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来得迅疾而凛冽。仿佛一夜之间，西伯利亚的寒流便席卷了这座城市，剥落了树木最后一片枯叶，只留下灰黑色的枝桠倔强地指向铅灰色的天空。
寒风呼啸着穿过军区大院的楼宇之间，发出呜呜的声响，刮在脸上如同钝刀子割肉。
陈家的小楼里却暖意融融。供暖烧得很足，周励云又细心地在窗缝门边贴了防风条。
厨房里时常炖着汤，热气氤氲，带着食物温暖的香气，驱散了严冬的寒意。
日子似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有序。谢知衡手臂上那道浅淡的疤痕几乎看不见了，但陈铮的警惕并未随之放松。他依旧雷打不动地接送她上下学，即便偶尔不能亲自来，也必定会有信得过的人——通常是李卫东或者另外两个被他“收服”的大院子弟——暗中跟随，确保她安全无虞。
谢知衡对此并无异议，她乐得节省精力，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阅读和思考中。陈广生书房里那些涉及光学、成像原理的书籍被她翻了一遍又一遍，偶尔还会向陈广生请教一些更深层次的军事应用问题。
陈广生虽讶异于她兴趣的转向，但每每都能给出精辟的解答，父女间的这种交流简短却高效，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周励云的工作愈发忙碌，但也愈发得心应手。
临近年底，妇女工作部要总结、要慰问、要组织学习，她常常很晚才回家，但脸上总带着充实的光彩。
陈广生似乎也比平时更忙一些，回家的时间更晚，书房里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有时，谢知衡起夜，还能听到楼下传来父母压低的交谈声，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
陈铮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他变得更加沉默，眼神里时常掠过思索和审度的光芒，外出与韩北、穆勒善碰面的次数似乎也频繁了些。
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闷气息，悄无声息地弥漫在这个看似平静温暖的家庭里。只是此刻的风暴还隐藏在云层之后，尚未显露狰狞。
这天的语文课，老师布置了一篇主题作文：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题目，无非是扶老奶奶过马路、帮助同学补习功课、拾金不昧、或是参与了一次令人激动的集体劳动等等。作文本交上去，大多是一片积极向上、充满时代昂扬精神的辞藻（老实说她一开始对高中生还写这么简单的议题而惊讶，看来语文在后几十年的发展很快）。
谢知衡拿到题目时，微微蹙了蹙眉。
最有意义的事？她脑海里闪过许多片段：离心机爆炸的瞬间、父母葬礼上砸向谢大宝额头的瓦盆、星空下陈铮沉默的侧脸、北海公园里那道划破手臂的寒光、还有那些晦涩难懂却其乐无穷的公式与理论……
但这些，似乎都不符合“意义”的标准定义——至少不符合这个时代作文要求的标准定义。
她不喜欢写那些浮于表面的、歌功颂德式的文字。她习惯于观察、分析、解构，探寻事物表象之下的逻辑与本质。
思考片刻，她提笔写下了一个题目：《观测与思辨的意义》。
在文章中，她没有记述任何一件具体的“好人好事”，而是以一次看似平常的午后观察蚂蚁搬运食物为引子，冷静而缜密地论述了细致观察如何引发思考，思考如何驱动探究，而探究本身，无论其最终结果是否符合当下预期，其过程就是对世界认知的深化，这便是人类智慧演进的一种微观体现，其意义在于思维的拓展而非即刻的、功利的回报。她甚至隐晦地提及，过于强调即时与实际的效用，有时反而会扼杀这种纯粹源于好奇的探索动力，而这恰恰是长远进步的基石。
她写得很投入，逻辑清晰，文字冷静，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理性光芒。
她自觉这是一篇不错的习作，至少真实地表达了她对“意义”的理解。
作文交上去后，起初几天并无异样。
直到一个阴沉的下午，寒风卷着细小的雪粒敲打着教室窗户。语文课代表通知谢知衡，语文老师请她去办公室一趟。
谢知衡并未多想，合上看到一半的书，起身去了教师办公室。
办公室里生着炉子，比教室暖和许多。语文老师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着深度眼镜的女教师，姓王，平时教学严谨，但思想也颇为正统。此刻，她脸色不太好看，面前正摊开着谢知衡的那篇作文。
“谢知衡同学，你来了。”王老师推了推眼镜，语气不像平时那么温和，“你这篇作文，我看了好几遍。”
谢知衡安静地站着，等待下文。
“你这写的是什么？”王老师的指尖点在那篇作文上，力度显示出她的不满，“《观测与思辨的意义》？老师布置的题目是‘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你写观察蚂蚁？还大谈什么思辨？探究？”
她的声音逐渐提高：“通篇没有一件具体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没有歌颂劳动！没有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反而隐隐透露出一种……一种脱离实际、为思考而思考的倾向！谢知衡同学，你告诉我，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你想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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