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巧的姐姐宋翠没有被开除。
宋翠三十三岁，原第三纺织厂五级工匠，技术过硬到近乎某种生理缺陷。
厂里最细的丝绢，只有她那双在织机前磨了十六年的手能织出不跳丝的品相。
新东家留了她，理由很充分，宋翠的那种手，整个西都城找不出第二双。
可是，留了她，不等于会善待她。
转私后第二周，宋翠领到了在新东家手下的第一笔薪水。
她站在财务室的窗口前，把四枚银圆在掌心摊开，翻来覆去数了三遍，像在数某种她不认识的货币。
她记得自己在官办时期，每月实际到手是六银圆，与之前相比，等于是少了两枚。
两枚银圆够买七八百斤米，够付两个月房租，够买四五匹粗布。
现在这两枚银圆不见了，像袜子上漏风的小破洞，虽然穿着不碍事，但就是让人不舒服。
于是，宋翠去找新东家的会计理论。
对方是个穿绸衫的中年管事，姓岳，面容和善，笑起来嘴角的角度像用量角器量过，精确地停在“亲切但不失威严”的刻度上。
他请宋翠坐下，还让人倒了杯茶。
宋翠端起茶杯，发现茶是温的，不烫嘴，也不凉胃，一切都刚好。
“宋师傅，契约上写了，原有待遇不低于官办时期标准。”
岳会计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转私契约的副本，翻到第十七页，指尖点在一行小字上。
那行字的字号大约是正文的六成，宋翠需要眯起眼睛才能看清，而眯眼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像是在认罪。
“您请看这里，原有待遇以不低于官办时期标准月薪为准。请注意，是标准月薪，不是实际到手薪资。”
岳管事把“标准”两个字咬得很清楚，像是在教小学生识字。
“您在官办时期的标准月薪是四银圆，这个数字我们没动。其余两银圆，按厂里旧档记载，属于岗位津贴技术津贴。津贴嘛，顾名思义，不在标准月薪范围内。这个，财务上是有规矩的。”
宋翠盯着那行小字，盯了很久，久到岳管事端起茶杯抿了两口，久到窗外走廊里有人来回走了三趟。
她发现那行字越看越小，越看越模糊，不是她眼睛的问题，而是那些字本身就长成了一副“你最好别看太清楚”的样子。
“这……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吗？”
岳管事笑了笑，笑容和刚才一样，嘴角角度纹丝不动：“宋师傅，契约是白纸黑字的。您签字之前，应该看清楚。”
宋翠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她签字的时候，确实没看清。
不是她不想看清，那份契约二十多页，每页都密密麻麻，满篇都是“以……为准”“不包括……”“参照……执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等等。
这些条款像一层又一层的套娃，拆开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小一号的，再拆开，还有一个更小的，拆到最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一个织布的女工人，能认得字，已经是当年厂里扫盲班成绩最好的那一批了。
指望她逐条逐款地推敲这些法律措辞，相当于指望一个学了三招拳法的学徒去拆解一套合气道，她表示臣妾做不到啊！
更何况，签字那天，厂里的人站在讲台上，拿着扩音铁皮喇叭喊：“这是工部审过的标准契约，大家放心签！”
“工部审过”的一出口，满屋子的人都松了口气，谁还细看？
别说宋翠没细看，就连向来谨小慎微的宋巧也没细看，否则她怎能想了快十天才想明白呢？
这七八天里，宋巧每天在出租屋里算账：遣散费还剩多少，她的姐姐能借给她多少，租门面要多少，买机器要多少，进布料要多少。
算来算去，数字永远差一截，像一条短了一截的裤子，怎么拽都盖不住脚踝。
最后她做了决定：差的那一截，就让它差着。
脚踝露出来就露出来，总比不走路强。
她用遣散费加上从宋翠那里借来的八银圆，在西都城东的一条巷子里租了一间分割的门面。
门面大约十平米。
十平米是什么概念呢？宽两米，深五米！
宋巧张开双臂转一圈，偏离原点的时候手指尖会碰到两边的墙壁。
墙上刷的灰皮脱落了好几块，露出下面黄褐色的土坯，像一张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疮疤。
窗户虽然是玻璃的，但裂了几条缝隙，风一吹就哗哗响。
不过，这间门面有一个决定性优势，那就是通电。
有电，电灯就能亮；电灯亮了，缝纫机就能转；缝纫机转了，宋巧的手艺就能变成钱。
她花四银圆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是圣明制电动脚踏式，没电的时候可以用脚踏，乃是嘉平二年的老货，黑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下面铁灰色的机身，像一位脱了军装的老兵。
但踏板踩下去还算顺滑，轮轴转动的声音匀称，针脚扎在布上也齐整。
卖机器的老头拍着机头说：“这机器再缝十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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