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多了——虽然只是些不起眼的野菜、几垄稀稀拉拉的土豆——就像黑暗里点燃的蜡烛，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趋光的飞蛾。
先是地窖里少了几个土豆。那是李健特意留的种薯，每个都仔细标了记号，准备开春时下地的。看守地窖的老孙头赌咒发誓说没人进去过，可那空缺的土坑就在那儿，像咧开的嘴，嘲笑着粗陋的锁和老人的昏花眼。
然后，是北坡的野菜园。一片长势最好的灰灰菜，一夜之间被齐刷刷割了去，留下突兀的空白，仿佛绿毯上被粗暴地撕下一块。地里有凌乱的脚印，不大，像是女人的小脚，又像是半大孩子的。
村民们炸开了锅。
“挨千刀的贼娃子！”王石头在村口骂街，烟杆敲得老槐树咚咚响，“咱们起早贪黑，一滴汗摔八瓣种出来的东西，他们倒好，伸手就拿！”
“抓到了打断腿！”钱老倔眼睛通红，他负责那片菜园，觉得像自家孩子被偷了。
“说得轻巧，抓得到吗？”赵大爷蹲在石磨上叹气，“这黑灯瞎火的，贼往林子里一钻，上哪儿找去？”
李健看着群情激愤的村民，又看了看地里那刺眼的空白。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当饥饿磨去了羞耻，法律就成了遥远的传说，生存的本能会驱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王家峁这点微薄的家当，在真正的饥荒面前，就像沙滩上的沙堡，一个浪头就能拍散。
“这样下去不行。”傍晚的村民大会上，李健的声音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清晰，“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不能就这么让人糟蹋了。”
“那咋办？”下面有人喊，“总不能天天睡在地里吧？”
“对，就是睡在地里。”李健斩钉截铁，“不，是守着。咱们得组织起来，守夜！”
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嗡嗡的议论声又响起来。
“守夜？谁守？”王石头第一个提出实际问题，“白天开荒、挖野菜、堆肥，骨头都快累散架了，晚上还守夜？铁打的人也熬不住！”
“轮流。”李健早有准备，“每户出一个壮劳力，十户编成一组，一夜就守一组人。发现贼，立刻敲锣！”
“要是贼带着家伙呢？”一个叫栓柱的年轻后生问，他脸上有道疤，据说是早年跟流寇搏斗留下的，“要是他们不是来偷，是来抢呢？咱们赤手空拳，不是送死吗？”
这个问题像盆冷水，浇熄了不少人刚刚燃起的斗志。是啊，偷菜的或许只是饿急了的穷苦人，可万一来的是一伙真正的亡命之徒呢？这年头，易子而食都不稀奇，为了几口吃的杀人，又算什么？
李健的目光缓缓扫过场院四周。那里靠着土墙，杂乱地放着垦荒队的工具：锄头木柄被手汗浸得发亮，铁锹的刃口沾着新鲜的泥土，还有几把用来砍荆棘的柴刀，刀刃卷了口，却依旧森然。
“那就让咱们也有家伙。”他走过去，拿起一把锄头，手指拂过那略钝的刃口，“把这些，磨锋利了。锄头不仅能刨地，也能刨人。铁锹不仅能铲土，也能铲断歹人的腿。咱们不是要主动伤人，但要是有人敢来抢咱们活命的口粮——”
他顿了顿，月光照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那咱们就得让他知道，王家峁的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一股混杂着恐惧和血腥的气息在人群中流动。男人们握紧了拳头，女人们搂紧了孩子。绝境之中，退一步是饿死，进一步或许是搏出一线生机。
于是，王家峁第一支“民兵队”，就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秋夜，仓促又必然地成立了。
队长毫无悬念是王石头。老爷子当年据说参加过边军的民壮，虽然没真刀真枪打过仗，但嗓门大、胆子壮、在村里威望高。副队长是钱老倔，理由是他心细、认死理、盯东西像盯仇人。成员嘛……是所有能拿得动锄头、挥得动铁锹的男丁。从十六岁的半大小子狗蛋，到六十岁牙齿漏风但眼神依旧狠厉的赵大爷，一个不落，全数在册。连腿脚不便的王五，也领了根结实的枣木棍，负责在窝棚区巡逻。
没有盔甲，没有刀枪，甚至没有一面像样的旗子。这支“军队”的武器，就是那些磨得雪亮的农具。他们的“军服”，是打满补丁的破袄。他们的“阵型”，是李健花了半个下午紧急训练的成果。
训练场就在打谷场上。李健站在石磙上，底下是三十几个神情紧张又透着一丝兴奋的汉子。
“听着，咱们的训练，就三条！”李健竖起手指，“第一条，看见贼，别脑子一热就往上冲！第一件事，敲锣！把全村人都惊醒，人多了，气势就壮了！”
下面的汉子们点头。
“第二条，如果贼人不多，咱们就围起来。怎么围？就像咱们在地里挖垄开沟那样，排成一排，慢慢压上去。别单打独斗，咱们是一个队！”
有人小声嘀咕：“跟围野猪差不多……”
“对！就是围野猪！”李健肯定道，“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万一贼人人多，或者有真家伙，咱们别逞英雄。该跑就跑，保命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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