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百人的繁荣与幸福的烦恼
崇祯二年的春天,当陕北大地还在料峭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新家峁却像个误入饥荒年代的异类,硬生生憋出了一股不合时宜的“繁荣”气息。
*核心人口突破五百大关*——这个数字在太平年月或许不值一提,但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明末陕北,已经足够让路过流民把眼珠子瞪出眼眶。新家峁的辐射力、影响力像煤烟一样,悄无声息地渗入周边十数个村镇。而此刻的陕北,正上演着一场规模浩大的“饥饿游戏”:流民遍地,哀鸿遍野,苦不堪言,宛若人间地狱的背景板。
李健站在打谷场那块唯一平整的空地上,背着手,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如果他的“部队”不是一群穿着补丁摞补丁、脸上洋溢着不合时宜满足感的农民的话。他目光所及,是热火朝天的蜂窝煤生产线、晾晒场上豆腐块般的黑色方阵、新建砖窑冒出的滚滚浓烟,以及跑来跑去、脸蛋红扑扑不再浮肿的孩子们。
一年前,这里还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鬼地方,二十多户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饿殍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如今,五百多号人在这里生活、劳动、识字、争吵、说笑……居然有了几分“社区”的模样。
“社区初具规模,”李健在委员会上敲着桌面,语气既自豪又头疼,“但问题也像雨后狗尿苔,一茬接一茬冒出来了。”
首当其冲的是居住问题。 五百多人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几排大通铺“集体宿舍”里,平均每间要塞进十几二十号人。晚上打呼噜能奏出交响乐,磨牙声堪比鼠群开会,屁味汗味脚臭味交织成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息”。热闹是真热闹,拥挤也是真拥挤,隐私?那是什么?可以吃吗?
“必须盖新房!”李健一锤定音,“一家一户独门独院暂时别想,但可以盖小型家庭宿舍,四到六人一间,好歹让夫妻能有个布帘子!”
“砖呢?瓦呢?木料呢?钱呢?”钱老倔发出灵魂四连问。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李健早已胸有成竹,“咱们有煤,可以烧砖!南边白土坡有陶土,可以烧瓦!木料……组织伐木队,去更远的深山老林,轮流砍伐,严禁涸泽而渔!”
说干就干。周大福被任命为“新家峁建材总公司总经理”,带着一队人马在白土坡安营扎寨,建起了土法上马的砖窑。当第一窑砖出窑时,那红艳艳的颜色,虽然歪瓜裂枣、尺寸不一,活像一群喝醉了的红色方糖,但周大福依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能用了!真的能用了!比土坯硬多了!”
首批“家庭宿舍”拔地而起。虽然是土坯墙为主,但有了砖石地基,总算不怕老鼠打洞;有了瓦片屋顶,终于告别“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窘境。房子盖好了,分配问题却炸开了锅。五百多人,数十间房,给谁?
眼红、期盼、议论纷纷。李健祭出“贡献度考核大法”:“按工分排名!贡献最大的优先入住!公平公正,童叟无欺!”
于是,王石头家(农业劳模)、钱老倔家(挖煤标兵)、郑老汉家(畜牧专家)、吴先生家(文化担当)等“功勋家庭”,欢天喜地搬进了新居。其他人虽然羡慕得眼睛发绿,但也无话可说——人家的工分本子厚得能当砖头,确实是为村子流血流汗。
“以后每月稳定盖数十间新房!”李健当场画饼,“只要大家努力干活,积极挣工分,我保证,迟早人人有房住!”——这饼画得又大又圆,充满了希望的味道。
二、管理升级:从“村长吼”到“小组管”
人口暴增带来的第二个重磅炸弹是管理问题。五百核心人口,加上依附的、路过的、想加入的流民,辐射周边的区域等,日常管理压力山大。光靠委员会七八个人,就算跑断腿、喊破嗓子也管不过来。
李健揉着太阳穴,借鉴了穿越前模糊的社区管理记忆,捣鼓出一套 “新家峁三级村民自治管理体系” ,号称“古代版网格化管理”:
**第一级:户。** 每户(或每个独立生活单元)推选一名“户主”,负责管好自家一亩三分地,相当于最小管理单元。
**第二级:组。** 十户为一“组”,公推一名“组长”。组长负责上传下达(通知开会、分配任务)、下情上达(收集意见、反映问题)、调解鸡毛蒜皮(张家鸡吃了李家菜,王家的娃打了赵家的狗)。李健美其名曰“基层自治骨干”。
**第三级:村。** 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只管大事、要事、组里解决不了的破事。
“这叫‘村民自治’,大事民主议,小事组长定,纠纷不出组!”李健给这套体系披上了华丽的外衣。
组长选举成了新家峁开春第一场全民娱乐盛宴。村民们第一次有机会自己选“官”(哪怕只是个管十户的组长),热情空前高涨。拉票、演说、承诺,场面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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