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仿佛老天爷也急着要抚平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正月刚过完，陕北高原上的寒风便悄悄收起了凛冽的爪牙，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微风。地里的冻土开始松软了，表面裂开细密的纹路，像是沉睡了一冬的大地缓缓睁开的眼睛。向阳的坡地上，已经有零星的草芽探出头来，嫩黄嫩黄的，在依旧灰黄的大地上显得格外扎眼。
李健站在新开垦的坡地地头，双手叉腰，目光如炬地扫视着眼前这片几百亩新地。这些土地是去年秋收后，全村男女老少一镐一锹开出来的，坡地原本长满了荆棘和荒草，现在却被整理成一垄一垄的梯田，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像给大山系上了一条条土黄色的腰带。晨光洒在他身上，给这个年轻却肩负重担的汉子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的身后，渐渐聚集起了新家峁的乡亲们。男人们扛着农具，女人们挎着篮子，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大家都看着李健，眼神里混杂着期待、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去冬虽然靠着土豆熬了过来，但谁都知道，要想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今年的春耕至关重要。
“同志们——”李健清了清嗓子，突然意识到什么，改口道，“不对，乡亲们！咱们要干票大的！”
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山谷间回荡，惊起了远处树林里的几只鸟雀。
“啥大的？”王石头握紧了手中的锄头，手背上青筋凸起。这个憨厚的汉子是开荒队的队长，去冬开垦这几百亩坡地时，他带领的队伍总是冲在最前面。此刻他盯着李健，做好了听到任何惊人计划的准备。
“今年！”李健猛地一挥手，手臂划出一道有力的弧线，“咱们要种一千亩地！土豆、玉米、糜子、豆子，全安排上！”
下面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像是集体被山风吹着了似的。人群开始骚动，交头接耳的声音嗡嗡响起。
“一千亩？咱们才多少人？满打满算能下地的不过百十号人，种得过来吗？”
“光是这几百亩新地就够呛了，还要种原来的地？”
“李头儿是不是疯了？”
李健任由议论声持续了片刻，才抬起双手向下压了压。待人群渐渐安静，他才开口：“所以才要‘扩大规模’！我早就想好了，不是一拍脑门的主意。”
他从怀里掏出一卷鞣制过的羊皮——如今新家峁的“重要文件”都用羊皮记录，因为纸太贵，而且羊皮更耐用，不怕风吹雨淋。羊皮缓缓展开，足有半张桌子大小，上面用炭笔画着田地的分布图，还用不同符号标注了作物：
△ 土豆 ○ 玉米 □ 糜子 ? 豆子
图画得虽然粗糙，但该有的信息一样不少，田块的大小、位置、坡度，甚至土质情况都用细密的注释标在旁边。
“大家看！”李健蹲下身，把羊皮铺在一块较平的石头上，众人围拢过来。他指着图上的标记，声音清晰而坚定：“这几百亩新地，二百亩种玉米，一百五十亩种土豆，一百亩种糜子，其余五十亩种豆子——而且豆子和玉米要套种！”
“套种是啥？”钱老倔眯着眼睛问道。他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之一，种了一辈子地，对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审慎的态度。
“就是一行玉米一行豆子！”李健解释道，随手捡起几颗石子在地上摆出间隔的队列，“玉米长得高，豆子长得矮，互相不遮挡阳光。更重要的是，豆子根上有根瘤，能固氮——就是说能让土地变肥！”
虽然大多数人听不懂“固氮”这个陌生的词，但“肥地”两个字他们是明白的。几个老农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这种间作的法子他们以前也隐约知道，但没这么系统地琢磨过。
“那原来的地呢？”有人问道。
“原来的熟地，一百亩继续种土豆，五十亩种糜子，三十亩种豆子。”李健顿了顿，抬眼看向众人，“还要保留五亩……试验田！种点新东西！”
“啥新东西？”众人好奇起来。
“陈商人从南方带来的。”李健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却又让每个人都能听见，“有叫‘番薯’的，有叫‘花生’的，据说都耐旱，产量也不低。”
“好吃吗？”狗蛋在人群中探出头来，嘴角还挂着早上吃的糊糊的痕迹。
“不知道，所以得试试呗！”李健笑了，揉了揉狗蛋的脑袋，“说不定比土豆还好吃呢！”
春播动员大会开完后，新家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战时状态”。李健将全峁劳动力重新编组，成立了“春播指挥部”，自己任总指挥，王石头、钱老倔、李大嘴等人分任各队队长。
所有能下地的人，除了必要的岗位——如煤窑需要留人保证燃料供应，砖窑要烧制建房用砖，护卫队要日常巡逻防范流寇和野兽——全部投入春播。就连老人和半大孩子也分配了力所能及的任务。
李健站在峁顶的那棵老槐树下，敲响了集合的铜钟。钟声在群山间回荡，新家峁的百姓从窑洞里、从工棚里、从各个角落汇聚到打谷场上。晨光越来越亮，给每个人脸上都镀上了一层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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