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仿佛老天爷也急着要抚平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正月刚过完,陕北高原上的寒风便悄悄收起了凛冽的爪牙,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微风。地里的冻土开始松软了,表面裂开细密的纹路,像是沉睡了一冬的大地缓缓睁开的眼睛。向阳的坡地上,已经有零星的草芽探出头来,嫩黄嫩黄的,在依旧灰黄的大地上显得格外扎眼。
李健站在新开垦的坡地地头,双手叉腰,目光如炬地扫视着眼前这片几百亩新地。这些土地是去年秋收后,全村男女老少一镐一锹开出来的,坡地原本长满了荆棘和荒草,现在却被整理成一垄一垄的梯田,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像给大山系上了一条条土黄色的腰带。晨光洒在他身上,给这个年轻却肩负重担的汉子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的身后,渐渐聚集起了新家峁的乡亲们。男人们扛着农具,女人们挎着篮子,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大家都看着李健,眼神里混杂着期待、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去冬虽然靠着土豆熬了过来,但谁都知道,要想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今年的春耕至关重要。
“同志们——”李健清了清嗓子,突然意识到什么,改口道,“不对,乡亲们!咱们要干票大的!”
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山谷间回荡,惊起了远处树林里的几只鸟雀。
“啥大的?”王石头握紧了手中的锄头,手背上青筋凸起。这个憨厚的汉子是开荒队的队长,去冬开垦这几百亩坡地时,他带领的队伍总是冲在最前面。此刻他盯着李健,做好了听到任何惊人计划的准备。
“今年!”李健猛地一挥手,手臂划出一道有力的弧线,“咱们要种一千亩地!土豆、玉米、糜子、豆子,全安排上!”
下面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像是集体被山风吹着了似的。人群开始骚动,交头接耳的声音嗡嗡响起。
“一千亩?咱们才多少人?满打满算能下地的不过百十号人,种得过来吗?”
“光是这几百亩新地就够呛了,还要种原来的地?”
“李头儿是不是疯了?”
李健任由议论声持续了片刻,才抬起双手向下压了压。待人群渐渐安静,他才开口:“所以才要‘扩大规模’!我早就想好了,不是一拍脑门的主意。”
他从怀里掏出一卷鞣制过的羊皮——如今新家峁的“重要文件”都用羊皮记录,因为纸太贵,而且羊皮更耐用,不怕风吹雨淋。羊皮缓缓展开,足有半张桌子大小,上面用炭笔画着田地的分布图,还用不同符号标注了作物:
△ 土豆 ○ 玉米 □ 糜子 ? 豆子
图画得虽然粗糙,但该有的信息一样不少,田块的大小、位置、坡度,甚至土质情况都用细密的注释标在旁边。
“大家看!”李健蹲下身,把羊皮铺在一块较平的石头上,众人围拢过来。他指着图上的标记,声音清晰而坚定:“这几百亩新地,二百亩种玉米,一百五十亩种土豆,一百亩种糜子,其余五十亩种豆子——而且豆子和玉米要套种!”
“套种是啥?”钱老倔眯着眼睛问道。他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之一,种了一辈子地,对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审慎的态度。
“就是一行玉米一行豆子!”李健解释道,随手捡起几颗石子在地上摆出间隔的队列,“玉米长得高,豆子长得矮,互相不遮挡阳光。更重要的是,豆子根上有根瘤,能固氮——就是说能让土地变肥!”
虽然大多数人听不懂“固氮”这个陌生的词,但“肥地”两个字他们是明白的。几个老农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这种间作的法子他们以前也隐约知道,但没这么系统地琢磨过。
“那原来的地呢?”有人问道。
“原来的熟地,一百亩继续种土豆,五十亩种糜子,三十亩种豆子。”李健顿了顿,抬眼看向众人,“还要保留五亩……试验田!种点新东西!”
“啥新东西?”众人好奇起来。
“陈商人从南方带来的。”李健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却又让每个人都能听见,“有叫‘番薯’的,有叫‘花生’的,据说都耐旱,产量也不低。”
“好吃吗?”狗蛋在人群中探出头来,嘴角还挂着早上吃的糊糊的痕迹。
“不知道,所以得试试呗!”李健笑了,揉了揉狗蛋的脑袋,“说不定比土豆还好吃呢!”
春播动员大会开完后,新家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战时状态”。李健将全峁劳动力重新编组,成立了“春播指挥部”,自己任总指挥,王石头、钱老倔、李大嘴等人分任各队队长。
所有能下地的人,除了必要的岗位——如煤窑需要留人保证燃料供应,砖窑要烧制建房用砖,护卫队要日常巡逻防范流寇和野兽——全部投入春播。就连老人和半大孩子也分配了力所能及的任务。
李健站在峁顶的那棵老槐树下,敲响了集合的铜钟。钟声在群山间回荡,新家峁的百姓从窑洞里、从工棚里、从各个角落汇聚到打谷场上。晨光越来越亮,给每个人脸上都镀上了一层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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