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十月初七，甘州城。
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城墙高大厚实，由夯土外包青砖筑成，历经数百年风雨，墙砖已斑驳陆离，多处开裂，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管理的疏失。城头“甘州卫”的旗帜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旗面破旧，边缘已经撕裂，旗杆也有些歪斜。
校场位于城东，原本是卫所兵丁操练之所，占地广阔，地面是夯实的黄土，被无数双军靴踏得坚硬如石。
此刻，校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比临洮那次更多，望不到边际。有军户，有百姓，有商户，甚至还有一些穿着破旧号衣的老兵——他们有的是因伤退役，有的是被马如龙找借口赶出军营的。
人群中，有几个特别显眼的人物：独臂老兵陈大柱，他一大早就在校场边等着，用仅剩的左手紧紧攥着一块破布，那是他兄弟陈二柱留下的唯一遗物；军户赵铁牛，他带着一家老小七口人全来了，孩子们又饿又冷，但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军匠孙老憨，他背着打铁的工具箱，仿佛随时准备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张寡妇，她依旧抱着两个牌位，眼神空洞，但嘴角有一丝决绝...
还有许多小人物：卖羊肉汤的老马，他的儿子曾是卫所兵丁，三年前战死沙场，抚恤银被克扣大半；裁缝铺的吴娘子，她丈夫因得罪马如龙被发配到边墙做苦役，至今生死不明；茶馆说书的赵先生，他因为说了段讽刺马如龙的评书，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甚至还有几个从城外赶来的牧民，他们的草场被马如龙强占，变成了私人牧场...
西北的秋风更烈，卷起沙尘扑打在人们脸上，但无人躲避，所有人都紧盯着那座临时搭建的高台。
高台上，曹文诏依旧一身黑衣公服，面色冷峻。他面前的长案上，摆着更厚的卷宗，更多的令箭。左右各立八名黑衣卫，手按刀柄，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场。
台下，气氛压抑得可怕。不是不恨，而是恨得太深，深到不敢轻易喊出那个名字。许多军户低着头，不敢看台上——二十年了，他们被马如龙压得太久，已经习惯了低头。
“带人犯——甘州卫指挥使，马如龙！”
这个名字一出，台下竟出现短暂死寂。随即，是低低的、压抑的啜泣和咬牙切齿的声响。陈大柱的独臂颤抖着，赵铁牛攥紧了拳头，孙老憨闭上了眼睛...
马如龙被押上来时，依旧穿着褪色的四品武官袍服，只是没了乌纱帽，发髻散乱。他年约五十，身材魁梧，早年与蒙古人作战也算英勇，这个伤疤，那个伤疤都有故事。曾经，是他向人夸耀对抗外敌的战功；如今，在台下数千军户百姓眼中，这是凶残暴虐的标记。
“马如龙，”曹文诏声音平静，却带着千钧之力，“有人告你三大罪：一，克扣军饷，虚报兵额；二，强占军田，转为私产；三，草菅人命，虐杀军户。你可认罪？”
马如龙昂着头，努力挺直腰杆，冷笑：“曹大人，马某镇守甘州二十年，击退蒙古入寇七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些罪名，可有真凭实据？”
“带证人。”
第一个上来的，是独臂老兵陈大柱。他拖着一条瘸腿，艰难地走到台前，仅剩的左手死死攥成拳头，指甲陷入掌心，渗出血丝。他死死盯着马如龙，眼神如饿狼。
“崇祯八年秋，蒙古土默特部入寇，甘州卫奉命出兵迎敌。”陈大柱声音嘶哑，如砂纸摩擦，“兵册上写的是出兵一千二百人，实际出战的只有八百人，另外四百是空额——这些空额的军饷，全进了马如龙的腰包。那一仗，我们八百对三千，死战一日一夜，死伤过半。我的右臂就是那场仗没的，被蒙古弯刀齐肩砍断...我兄弟陈二柱，为了护着我，胸口中了三箭，战死了。”
他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按照朝廷抚恤令，战死者家属可得银二十两，伤残者十五两。可实际上，我拿到手只有三两碎银，我兄弟的寡妻...只拿到二两。剩下的钱呢？都被马如龙和他手下的千户、百户分了！我兄弟的媳妇拿着二两银子，带着三个孩子，半年后就饿死了两个...马如龙！你这喝兵血的畜生！”
最后一句，陈大柱是嘶吼出来的，独臂挥舞，状若疯魔。
台下开始骚动。甘州卫的军户们大多在场，许多人都红了眼睛——他们的父兄子侄，都曾是这样命运的亲历者。卖羊肉汤的老马想起了战死的儿子，裁缝铺的吴娘子想起了被发配的丈夫，茶馆说书的赵先生摸了摸胸口的伤处...
第二个证人，是军户赵铁牛。他捧着一摞发黄的地契，手抖得厉害：“我家祖传的五十亩军田，就在城西黑水河边，是上好的水浇地，能种小麦，能种棉花。崇祯十一年，马如龙说那片地要建新营房，操练新兵，强行征收。可实际上，他把地圈起来，建了围墙，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马场！养了上百匹好马，专门给他和他的亲信打猎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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