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二，晨光熹微，江南会馆内已响起窸窣的动静。张溥早早起身，对着铜镜仔细整理衣冠。他换上了总兵府统一发放的棉袍——灰蓝色，厚实保暖，样式简朴，无任何纹饰，与江南士人常穿的宽袖长衫迥然不同。
对镜自照时，他有片刻恍惚：镜中人眉眼依旧清秀，但眉宇间少了些江南时的书卷气，多了几分沉毅果决。果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天如兄，可准备好了？”归庄在门外询问，声音里透着难得的庄重。
推开门，归庄、陆圻、黄淳耀、杨廷枢几人皆已候在院中。他们也都换上了灰蓝棉袍，乍看竟与市井百姓无异。
黄淳耀不自觉地拉扯着略显宽大的衣襟，显然还不适应这般朴素的装束；归庄倒是洒脱，将棉袍穿出了几分魏晋名士的风流；陆圻整理得一丝不苟；杨廷枢仔细系着每一个扣绊；吴应箕则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棉布的质地。
“诸位，”张溥环视同侪，郑重拱手，“从今日起，我等便是西北新政的一员了。前路或许艰难险阻，但既已选择，便当同心协力，不负平生所学，不负天下苍生。”
众人肃然回礼，几双手叠在一起，用力一握，无声的誓言在晨光中凝结。
院门外，总兵府派来的马车已在等候。车是普通的双轮马车，无任何装饰，拉车的两匹马匹健壮，毛色油亮。车夫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面色黝黑，双手粗大，见他们出来，咧嘴笑道：“几位大人早，小的姓王，单名一个福字，往后这段日子就由小的接送诸位。这马车虽简陋，但车轮是新换的，跑起来稳当。”
“有劳王师傅。”张溥温和道，率先登车。
马车缓缓驶出会馆所在的巷子，穿行在晨雾弥漫的西安街道。时辰尚早，天色才蒙蒙亮，但街面上已有了生气：卖蒸糕、胡辣汤的摊贩支起炉灶，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清扫街道的役夫三两人一组，挥着竹扫帚，“沙沙”声此起彼伏；更夫敲着梆子走过巷口，悠长的“梆——梆——”声在寂静中传得很远。偶有早起上工的工匠，背着工具袋匆匆走过，脚步坚实有力。
“与江南迥异。”陆圻望着窗外景象，轻声感叹，“江南的清晨，秦淮河畔多是宿醉未醒的文人，贡院街前多是匆匆赶考的士子。而这里……尽是劳作之人，却个个精神饱满，步履从容。”
“劳作之人，才是天下根本。”张溥接话，目光追随着一个推着独轮车送菜的老农，“《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方能太平。此理千古不易，可惜能做到的太少。”
马车先到文宣司衙门。这是座三进院落，原是一家商号的货栈，被总兵府征用后稍加改造。门前已挂上“陕西总兵府文宣司”的木牌，黑底白字，简朴醒目。门两侧还贴着一副对联：“宣政教以通民情，文德化而正人心”，字迹工整，应是新近书写。
张溥下车时，一个三十来岁的文吏已候在门口。他眼神精明干练，见张溥便上前行礼，动作标准而不刻板：“下官吏员赵文启，奉侯先生之命在此等候张大人。侯先生今晨临时有要事往泾阳，特命下官先行接待。”
“赵先生不必多礼。”张溥扶起他，“往后同衙办事，还望多多指教。”
赵文启引众人入内。前院是主要的办公之所，左右厢房各有五六张书案，已坐了些文吏在整理文书。这些人年龄不一，有的已过四旬，有的才二十出头，但都穿着同样的灰蓝棉袍，见张溥等人进来，齐刷刷起身行礼，动作整齐划一，神色恭敬却不谄媚，眼神中透着对新上司的好奇与审视。
“这些都是文宣司的吏员，共二十八人。”赵文启介绍，“一半是原来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各府衙的书办，熟悉政务文书；一半是新招的——有落第秀才，有河套书院毕业的，还有几个是工匠出身但识字多的。总兵有令，文宣司要‘接地气’，不能只用读书人。”
张溥注意到，那些文吏中确有几人手上有厚厚的老茧，显然是做过工的。而在江南，衙门书办皆是世袭或捐纳，讲究的是家世清白、字迹工整，绝无工匠出身者。这种混杂，让他感到新奇，也隐隐有些不安。
正堂是张溥的值房。室内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一桌一椅一书架，墙角一个铁炉子，墙上挂着一幅详尽的地图。桌上已堆了尺许高的文书，分门别类摆放整齐。
“这些都是待办事项。”赵文启指着文书，“左边这摞是各州县呈报的新政推行情况，中间是百姓投递的建议书，右边是需要编纂的教化材料。顾先生交代，请张大人先熟悉情况，午后他会赶回来与您详谈。”
张溥在硬木椅上坐下，开始翻阅文书。第一份是延安府的汇报，厚达二十余页，详细记录清丈田亩的进展：
“……截至腊月初十，全府七县已清丈田地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亩。其中原属官府学田八千亩，卫所屯田两万三千亩，士绅占田九万二千四百五十六亩（含隐田一万五千亩）。已分予无地农户三千二百一十七户，平均每户得田三点八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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